如何把戏曲西厢改为小说?
手头有一本《白话西厢记》，是雷建德和冯建国合作编著的章回体小说，一共二十回，情节大体和王实甫元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一致，但并非每一回对应《王西厢》中每一折，有时是把一折拆作多回，有时把几折合成一回。吴晓玲先生在序言中对这部小说表示了赞赏：“应该说是返祖之作，其文笔流畅，雅俗共赏：上焉者能咀嚼其选用的王作原本佳句，下焉者能提高欣赏水平。”本人粗粗读来，以为吴晓玲先生或许因雷、冯是其“忘年之友”，才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夸赞了两句。多年前阅读钱钟书先生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时至今日，小说中许多情节都已忘却，只记得唐晓芙在家望着方鸿渐离去的那一段情节最为动人，余下的便是钱钟书先生一些变着法的文字游戏了，诸如“肉体恋爱”一类的，但钱钟书先生在《重印前记》中那那段关于创作冲动和创作能力的感悟记忆犹新，“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那时候，我正在中学里读书，也没什么多余的爱好，每到闲下来或学习闷了，便找一些书来囫囵吞枣地读，随着书越读越多，也渐渐萌生了“我也能写”的念头，后来读到钱钟书先生写下的这一句，虽然印象深刻，却不以为然，随着时光流逝阅历丰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需要天赋，没有天赋，努力努力再努力或许可以让自己达到及格的水平，但却不能做到优秀的程度，写作冲动和写作才能确实是两码事，当年我不仅读过钱钟书先生所作的长篇小说，还读过钱钟书先生所作的短篇小说、散文，还读过钱钟书先生的一些旧体诗，给我的感觉是，钱钟书先生写小说的天赋不如写散文的能力，其后不再重写遗失的《百合心》或创作其他的长篇小说，未必跟时代变迁有什么关系，很可能就是单纯地写不好，就像现在网友讨论韩寒为何不再继续写作了，个人认为韩寒在写作尤其是创作小说这一方面，其实已经“江郎才尽”了，其全部小说作品，我都曾读过，《三重门》和《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最佳，《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更佳，《像少年啦飞驰》《他的国》则是很差的，没有读的必要。我又想到，鲁迅先生为何没有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鲁迅先生自己也讲过，有创作长篇的打算，为了创作还特意去西安考察过，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小说领域最擅长的便是短篇小说，其唯一一篇中篇小说《阿Q正传》其实比短篇《孔乙己》要差很多。我又想到了我的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女士，我认为她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非常非常棒，但她的长篇《伪满洲国》则很是一般，她的才华当是创作20万字以内，人物不多的中长篇小说。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雷、冯二人合著的章回小说《白话西厢记》不过是空有创作冲动却无创作能力的敷衍之作罢了，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结合这部章回小说的一些具体情节简单论证，帮大家避雷，并顺带谈谈我对把杂剧《西厢》改编为小说的一些粗浅想法。首先是关于琴童的住宿问题。《王西厢》原著中，自第一本第二折遇红折便如人间蒸发了一般，不知所踪，仅在第二本楔子中被崔母提了一嘴，“则着仆人寺内养马”，而后又在第四本第三折别离折末尾于张生口中再次出现，“仆童赶早行一程儿，早寻个宿处”，其后第四本第四折入梦、第五本楔子、第五本第一折报捷、第五本第二折笺愁接连出现，第五本第四折荣归中张生说了一句“接了马者”，疑似是张生对琴童说的话，再加上第一本第一折遇艳中琴童留在旅店备饭喂马，如此看来，王实甫对琴童的定位是极为清晰的，张生动的时候，琴童便出现，张生留在普救寺的时候，琴童便人间蒸发，尤其是第四本第一折佳期是张生与红娘的第一次，需要极私密的空间，所以为防观众和读者的琢磨，第二本楔子特意借崔母的嘴强调了一句“则着仆人寺内养马”。但其实王实甫也没有很好地解决琴童安置问题，如果让琴童一直留在蒲州的旅店，并不符合琴童的身份，如果让琴童在第一本第三折跟从张生一起来寺里，又因为张生跟法本提的要求是“欲假一室”，所以张生必须和琴童共处同一僧房，其在第三本第三折即二月十四日夜里独自去花园太湖石墙角窥视崔莺莺烧香之事是否为琴童所知？崔母口说“则着仆人寺内养马”的“仆人”是否百分百指琴童，是否也可能是指崔家的其他仆人？如果琴童一直在寺里，张生随后的“病重”时，琴童又在做什么，只是养马吗？第三本第一折传简折中，红娘《村里迓鼓》唱词中的“无人伏侍”又该如何理解？固然，按照崔母“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的规矩，让张生住进崔家书院，已经是破格了，崔母可能都不会允许琴童随便到书院探望张生，但张生已经病了，还能跟法本联系，正常情况下，法本也该通知张生仆人琴童的，但《王西厢》中完全没有这样的细节，个人认为，虽然张生大概率是装病或者通过不吃不喝来显得有气无力，但法本不通知琴童这事，也与常理不合，估计只能证明大家都是聪明人，都互相知道各自的小九九。总之，我现在的看法是，王实甫其实也没想好如何安置琴童，于是便让琴童隐身，全剧中，琴童存在的意义几乎就是张生赶路时的帮手以及第五本第一折报捷中“空立厅前哪有饭吃”的宾白来表现崔母的刻薄寡恩，属于跟崔欢一样属于必不可少但又没法安排太多戏份的角色。而在雷、冯合著的《白话西厢记》中，为琴童添加了不少戏份，虽然也在第九回中借崔母之口说了一句“只着仆人在寺内养马”，但在第十四回中写道“话说张生又病卧床榻，却忙坏了小琴童，一会端水送茶，一会煎药熬汤，闲下来便守在相公身边，为相公摇扇驱蝇。今天早晨，张生茶水不进，昏昏迷迷，小琴童慌忙请来私寺里长老”，这段描写可坐实琴童与张生同住书房，或至少可以自由出入张生书房，这样便与崔母“治家严肃，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的规矩相矛盾，这一回中红娘探病和下一回红娘与张生打情骂俏的对话都在琴童的“监视”之下，极为怪异，更为后续张生和崔莺莺的初次留下了麻烦，小说的处理是佳期当晚，张生“叫琴童先自休息去”。其次是红娘的动机问题。李恒在李恒在论文《西厢记红娘身份的嬗变》中论述的“红娘为婢的身份，通过为妁的手段，实现为妾之目的”，这是近些年学者阐释红娘动机的一个方向，符合王骥德“牵头”思维，我们也能在《王西厢》中找到红娘对张生有情感、欲望、婚姻三重诉求的细节，但《王西厢》并没有着重刻画红娘的诉求，而是用若隐若现的方式来处理，这样既能防止冲淡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主线，同时又避免给张生贴上好色渣男的标签，顺带说一句，一些学者论述红娘与张生的关系时候会转述《董西厢》中张生那句“如今待欲去又关了门户，不如咱两个权作妻夫”，认为《董西厢》对张生的刻画不纯，《王西厢》没让张生明显表露出对红娘的欲望，是很高明的，话说回来，《董西厢》中张生说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张生当时就想和红娘发生性关系，个人认为，《董西厢》中张生说这话，大概率是对红娘“只唤做先生解经理，解的文艺差，争知快打灯谜”的嘲笑的反击，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也是对听众和读者喜闻乐见情节的迎合，红娘回应张生“权作妻夫”的回应是“你莽时书房里去”，就是《王西厢》里红娘在《东原乐》唱词中说的“手执定指尖儿恁”。《董西厢》中红娘似乎对张生没有什么特别想法，但又形影不离般地跟着崔莺莺，崔莺莺和张生私奔时也是跟在崔莺莺身边的，张生梦见崔莺莺私奔而来时也是崔莺莺带着红娘，这些情节似乎又暗示着，《董西厢》其实是默认红娘作为陪嫁的。作为现代人改编的《白话西厢记》，对于红娘动机的处理，是极为简化的，几乎就是“牵头”，第十五回中，红娘问张生怎么谢，张生的说辞和《王西厢》一模一样，随后红娘则说“如此这般，红娘不为天下人耻了，青天明月作证，红娘愿为有情人千针引线，联姻结袂”，这样处理的问题就很大了，如果红娘只是愿意作月老，就不必问谢，更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是结尾的处理：“红娘望着张生和莺莺远去的身影，不由得喜泪纵横，激动地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看到这个结尾，我不禁想起电影《夏洛特烦恼》里马丽那句台词“人家秋雅结个婚，你在这又唱又跳，穿得跟个鸡毛掸子似的！”我是不能理解，张生和崔莺莺去入洞房，红娘在这激动得喜泪横流是咋回事，这不仅仅是人物扁平化的问题，这是完全不符合人性的问题。个人认为，处理掉红娘为妾的诉求是可以的，但把红娘的行为动机简化单纯地追求“有情人皆成眷属”，有没在文中设计相应的伏笔，是很生硬的。第三，红娘的文化水平。学者黄天骥在专著《情节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也认为红娘是不识字的，《白话西厢记》中也是如此处理的，第十三回中，张生念完“待月西厢下”的诗句，作者写了一句“红娘哪懂这等诗文，非要张生说个仔细”，很明显，在雷、冯的笔下，红娘是没什么文化的。而我们看《王西厢》原文，红娘在第三本第二折中便拆过“奸”字，在第三本第一折《青歌儿》唱词中有“颠倒写鸳鸯两字”一句，明显是认识鸳鸯这两个字，其后一句是“方信道在心为志”，“在心为志”出自《毛诗·序》，红娘这句表面引用“在心为志”，实际上却是在说后一句的“发言为诗”，这种明引前半句实说后半句的作法，在这一折《煞尾》中再次出现，而且出现了两次，一次用的是《诗经》一次用的是《论语》，这是不懂诗的人能办到的吗？毫无疑问，红娘不但识字，而且文化水平极高，她那句“你明博得跨凤乘鸾客，我晚来卧看牵牛织女星”就精准展现了红娘创作诗句的超高才能。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王西厢》中的红娘鬼马精灵，机智过人，这种智慧，是凭空而出的，还是在聪明伶俐基础上又有一些读书识字的机会才便得更加聪慧的？个人认为，红娘作为婢女，的确没有崔莺莺那样良好的教育环境，也没有崔莺莺那么多学习时间，所以红娘不像崔莺莺那样能创作极工整的诗词，但红娘依然利用有限的时间来博览群书增加智慧，诸如第二本第二折请宴《快活三》唱词中“咱人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第三本第二折窥简《二煞》唱词中“怕墙高怎把龙门跳，嫌花密难将仙桂攀”都是很深的很有价值的人生感悟，而且《王西厢》中红娘说话时总是引经据典、文绉绉的，动不动就强调张生的读书人身份，“张先生是读书人，岂不知此意，其事可知矣”的宾白说明，红娘是绝对认可读书明智的，所以，红娘是用有限的读书机会来明智的，是极其实用的读书方式，也正因为如此，真正需要言语对抗时，崔母、郑恒甚至张生都不是红娘的对手。第四，如何表现张生才学的问题。《王西厢》中，张生是惯于吟诗的，这是作者创作才子角色时最简单的方式，《白话西厢记》在这方面发扬光大了，给张生增加了大量诗篇，如第四回中出现了一首诗，“咫尺天涯一墙隔，恨无鹊桥可通媒。连连孤眠如度岁，会和无由心怎遂。”这首诗末句末字为“遂”，在《平水韵》中是明确的仄声，而第二句的“媒”是平声，古人写诗不会用仄声押平声，所以，单从平仄上来看，这首诗不但不能体现张生是才子，反而会给人一种张生为半吊子文人的印象。个人认为，用吟诗来表现张生是才子，固然是一个很好用很简单的办法，但如果没有元稹那般高明的写诗水平，还是尽量不要在改编时加入诗句了。王实甫创作的《王西厢》是诗句，除了诗句，还有大量的曲词，可谓懂诗之人了吧，但也只比《董西厢》多了三首诗，分别是“有分只熬萧寺夜，无缘难遇洞房春。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病里得书如中甲，窗前览镜试新妆。”金圣叹篡改评点《西厢》的时候，把王实甫创作的第二首给删掉了，第三首虽然留着，却在评点中极尽嘲讽“黄四娘为谁哉，何幸而遇杜工部，何不幸而遇此人！”“丑至于鬼止矣，世间更有丑于鬼者；臭至于屙止矣，世间更有臭于屙者；不通至于续西厢止矣，偏又有此两首诗，怪哉！怪哉！”连王实甫这样创作诗剧的人都藏拙，尽量不给张生添加诗句，《白话西厢记》的作者却为张生添加大量诗句，添加的诗句还空有其形无有其神，甚至连平仄都搞不对，又如何能体现出张生的才学？第三回中还特意增加了法本考察张生学问的情节，考察的方式竟然是对对子，虽然港台影视剧惯用此招，但说实话，把对对子和科举高中建立联系，属于对才子的误解，对对子这种是基本功，跟科举高中的关系就好比解一元一次方程和高考数学的关系，高考生会解一元一次方程，但高考数学并不会考一元一次方程。个人认为，对对子的情节过于刻意，正常展现才学的方式，当是《王西厢》中张生附斋那样，当法本说出“崔相国小姐至孝”，张生立马能以“孝”为论点，引经据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提出附斋请求，而不是特意增加对对子这种类似“考试”的情节。第五，关于“净化”的问题。传统解读中，会认为《王西厢》存在一些需要被“净化”的内容，诸如第一本第一折遇艳折张生和法聪探讨崔莺莺小脚的情节，一些人认为，自从汉人上层女性开始裹脚，脚就不再是脚，而是具有性意味的身体器官了，所以张生和法聪探讨崔莺莺小脚就相当于张生和法聪探讨崔莺莺的性器，傅晓航先生在专著《金批西厢》中直指这段情节中的张生猥琐，认为金圣叹的删减是十分必要的，《白话西厢记》当然把这个情节删掉了，不但这个情节删掉了，几乎所有这种可能被判定为需要“净化”的情节都“净化”了。个人认为，王实甫特意写这些情节，是有着很深的考量，王实甫知道观众和读者对这一类情节感兴趣，所以会写这些情节以吸引读者，但其写作这些情节却不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而是用这些情节来刻画人物或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如这段讨论崔莺莺小脚的细节，很好地表现出了张生和法聪的不同，法聪认为张生没有透视眼，看不到崔莺莺长裙内的小脚，张生却拉着法聪到崔莺莺走过的地方，让法聪看密密麻麻的小脚印，这说明张生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心去看，用脑子去看，我的意思是，张生是用感情去看用思考去看，张生不但看到了脚印的小，而且看到了脚印的密，从而推断出崔莺莺是在用脚印留情，所以，单是这一个细节，就能很好地表现出张生的智慧、洞察力、感情深度。以上仅是简单谈谈这部《白话西厢记》存在的部分问题，更多问题就不想谈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我只是普通的读者，但我仍然感觉这步《白话西厢记》根本没入小说的门，实在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历史上，《王西厢》几乎没有被改编为小说，其他或改、或翻、或续、或增的戏曲也没有再能达到《王西厢》高度的，这可能是因为《王西厢》已臻完美，没法再超越了，而《王西厢》又是诗剧，改编成小说，如果用大量散文化的表达，可能又失去了《王西厢》的韵味。《王西厢》长达二十折，规模宏伟，即便是有注释，也不大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了，尝试改编为小说，是可以的，但现代作家几乎已经不具备创作优秀古体诗的能力了，而且现代读者也未必愿意阅读现代作者创作的古体诗，所以没必要在改编的小说中增加小说，甚至是原文的诗化语言，也可以尽量删除，然后挖掘原著的细节，比如崔父禫日这个信息点，可能暗示着崔母已经长住普救寺，然后我们问，为什么崔母长住普救寺呢？把这些细节串联起来，仔细思考，能把《王西厢》理解成一部侦探作品，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用写侦探小说的思路来把《王西厢》改编成小说，把崔母明白无误地写成执着于“亲上做亲”的“诸恶所归”的大反派，在最后时刻才揭示崔母的真面目，然后让郑恒撞树而死，彻底摧毁崔母的念想，让崔母如坠冰窟，是个很好的思路，与此同时，王实甫那种看似迎合读者的构思思路，不但不能丢，反而要大力发扬，我看现在的一些所谓纯文学小说的最大问题就是失去“传奇”的特征，像《收获》一类杂志上的小说，虽然作者娓娓道来的能力很强，但其故事却很平，读起来很闷，随时可以停下来把书丢在一边，这部《白话西厢记》比那些感觉很平的小说还差，连娓娓道来都做不到，纯粹是把创作冲动当成了创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