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7日晚，由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指导、温州文旅局出品、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创演的《琵琶记》在温州市东南剧院首演。该剧由著名戏曲编剧郑朝阳编剧，著名戏曲导演孙晓燕导演，“梅花奖”获得者方汝将主演。总体上看，该剧展现了完整强烈的戏剧冲突，演出高度紧凑流畅，既有交融沉浸的舞台设计，又有极致境况下古老人性困境的淋漓尽致的体现，体现了南戏艺术顶峰作品在当下的风采，是典型的文化基因激活创新之作，重塑、再续南戏经典，实现了“文化溯源、精神归乡”的创作目标，成为“古韵稀声”戏曲非遗保护的成功样本。
瓯剧《琵琶记》 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供图
一、文化双基因的深度挖掘
瓯剧《琵琶记》入选了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单，拥有两个温州市重点文化基因。《琵琶记》的核心基因元素在于南戏人文精神的集大成和高则诚文人剧创新贡献，深刻的思想主题、精湛的艺术成就、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琵琶记》批评史，超越了简单的善恶对立，展现了封建伦理内部“忠孝难两全”的深刻困境。主人公蔡伯喈从“三不从”（辞试、辞官、辞婚）到“三被强”，展现了个人意志在君权、父权压迫下的挣扎，引发了关于责任与自由的永恒思考，成为儒家“诗教”传统在戏曲领域的典范；结构上首创“双线交叉”叙事，被视为南戏艺术成熟的里程碑。
而瓯剧的核心基因元素则在于温州本土主流地方戏曲剧种对南戏艺术精髓的传承——其剧目兼容并蓄、舞美简单明快、艺术形式民间化；舞台语音独特，沿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温州官话”；表演原生态，文武兼备，既细腻含蓄又颇具南方拳棒特色；尤其是音乐传统极强，有乱弹腔、高腔等6种声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本土戏曲雅韵。
如何选择性深度挖掘“《琵琶记》”和“瓯剧”的融合性文化基因是创作者面临的首要任务。针对数百年来的争论核心点：蔡伯喈是虚伪懦夫还是悲剧受害者？结局“大团圆”是妥协还是反讽？瓯剧与南戏的内在共通性在哪里？改编者和导演进行了颇具匠心的文化基因选择：最值得深度展现给当代观众的就是伦理困境的深刻性和瓯剧精湛而典范的音乐表演艺术形式的存续。
正如编剧郑朝阳在8日上午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所说，新编是一次高难度的挑战，要怀有敬畏之心重塑南戏经典，要为千年故事注入当代视角，要思考传承南戏曲祖高明《琵琶记》的“高明之处”，要凸显人生际遇和挣扎的灵魂在当代的再现，这样的思考揭示了《琵琶记》的核心当代价值。
我们知道，几十个主要戏曲剧种“跨剧种”改编演出《琵琶记》，因时尚、剧种和审美偏好，其改编重点总是游移不定的。早期改编多以“赵五娘”为主线，突出孝道与苦难；当代改编则普遍转向对蔡伯喈的理解与同情。从剧种看，昆曲改编注重雅化与多元解读，已成为表演艺术范本；越剧改编注重情感细腻，进行当代价值观重构；京剧改编注重民间视角与道德张力，侧重赵五娘的苦难和底层义士的侠义；地方剧种如湘剧、川剧改编主打善恶报应观念，语言生动、民间色彩浓。这次的瓯剧版，则摒弃了当代年轻观众无法认同的“一夫两妻大团圆教化式结局”，在瓯剧高腔营造的独特音乐氛围中，从“状元是悲剧的开始”这个不同凡响的认知点契入，将道德戏码直接提升到了当代审美的哲学高度。
该剧将剧情浓缩为赴考、辞婚、吃糠、释疑、描容、断弦、圆缺七幕。“赴考”里，寒门小户出身的状元大概率要面临“榜下捉婿”的窘境，剧情快节奏地直奔红绸缠身的被迫拜堂的场景中。权威和命运，盟誓和背叛，忠孝难两全的纠结无奈，全都集中在蔡伯喈扮演者的身体语言上。“吃糠”里，死的干脆和沉重成为巨大的人性枷锁，对比性地突出了微小人生的无常，令人不禁想起2025年《南方周末》年度最佳电影《日掛中天》。同样是道德故事，编导在《琵琶记》的改编中，也运用了这样深刻的世情观察，将蔡伯喈不孝不情不义的忏悔表现为“道德阴影下的挣扎”，既在世俗道德意义上痛快了观众，也使观众在人性高度上高效共情了蔡伯喈对状元和光宗耀祖这个“黄金枷锁”的感悟，“在舞台演绎的人性深潭里看到倒影，形成跨越千年的人性对话”，理解了“圆缺”里的“缺”——感悟生命的重量和悲悯的力量，女性牺牲在最后，守住了面子，获得了道德谴责权利，却输了里子，为光宗耀祖和悲剧的必然性作出了牺牲。
二、文脉重激活的艺术表达
戏曲批评史关于《琵琶记》的众多争议，恰恰证明了其内涵的充盈丰厚以及复杂性与开放性，给瓯剧版留下了激活和表达的多重空间。
“继承不僵化、创新不异化”，这是导演孙晓燕思考的艺术原则。她苦读42出古本《琵琶记》，寻找新思路和新解读。我们在演出中惊喜地发现，在主题上，明显减弱了“痴心女负心汉”这种简单的道德批判，少了为道德呐喊、为女性呐喊的声嘶力竭，完全消失了“衣锦还乡”的俗套，著名的“吃糠”部分收敛了，使用创意的形体独舞和歌颂性唱腔，突出蔡伯喈深陷“情义深渊”的表演感染力，将之升华为对古代知识分子处境、人性复杂性与制度性困境的现代性反思，强烈地暗含了导演对人名“喈”寓意的“和谐”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反讽。
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了主角蔡伯喈作为悲剧受害者和文人自我辩解者的认知，减弱了赵五娘女性牺牲烈度，“吃糠卖发”可以是对盟誓的坚守，但绝不能成为甘当怨妇的理由。“圆缺”里的她，是有悟性的、潇洒的女性，出走是“断弦”和“未断之弦”的平衡，本质上属于女性尊严的回归。
在追求剧情紧凑感的基础上，舞台形式呈现了写意美学重构经典场景的追求，其可看性主要表现在沉浸式场面调度和蒙太奇空间运用以及抒情诗意表达等方面。演出打破了传统，运用诗化的舞台道具审美意象，将剧情空间和演出空间并置融合，舞台背开，纵深悠远，竹纱轻遮的乐队与主演出区融为一体，帮腔演员、配角演员、瓯剧特有的“报台”人等，形成歌队式和群演式的外围，起到了“剧情穿插”“情感引领”“生活观察”的舞台表演综合功能，使年轻观众惊呼古典剧情现代表达的时尚感。
在寻找瓯剧形式新的表达方面，既有让瓯剧观众认同的传统元素，也有系列新元素的嵌入。市井气息浓厚的方言、浓郁的南曲乡间清音所呈现的温州本土情调，令老观众欣喜微笑；表演上追求“程式生活化”，粗犷与细腻并存的原生态表演，令新观众找到观赏趣味。特别是在“描容”里，“特意画丑、画里相逢、魂灵有家”，表演强化情感的力度，零叙事场景打破古典程式，充分激活瓯剧的魅力。
梅花奖获得者方汝将领衔表演，身体语言的丰富和传情达意的精确，让伦理束缚中的人物形象呈现起伏变化的复杂心境，被绑架拜堂的个人独舞场面和缠绕红球的象征效果都非常好，表现出强烈的被束缚和被裹挟感，“身不由己”跃然而出，撑起了“大幅度提高男主角情绪地位”的创编思路。年轻主演叶媛媛扮演的赵五娘清丽委婉，不矫作不哀怨，有隐忍有主见，与编导赋予的角色形象精神要求很契合。
尤其是瓯剧高腔音乐的覆盖性运用，令人印象深刻。作曲蔡南正——一个来自瓯剧世家、从小沉浸于瓯剧音乐的蔡家人，为了蔡姓角色的新形象塑造，承担了重要的用音乐唱腔凸显瓯剧独特性的任务。高腔是古老而完备的珍贵戏曲遗产，20世纪30年代以来，李子敏等温州瓯剧团专家们抢救性记录形成了153支曲牌。蔡南正说，保留高腔的古朴典雅的内核与神韵，又赋予其符合现代审美的时代气质，才能使古老的声腔与经典南戏交融，才能“共同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力”。整场演出，观众不再是勉强或者痛苦地适应瓯剧音乐的高雅、正宗带来的“吃力”，而是感受到非遗配乐“单曲循环”的舒服快感和流行感——确实，传统不再遥远的感觉真是好！
三、“戏从温州来”的文化担当
该剧达到了文脉传承、激活瓯剧活力的艺术效果，为瓯剧南戏系列工程三部曲完美收官作出了贡献。分管艺术和非遗的温州市文旅局李芳喜副局长问得好：有太多的剧种改编演出《琵琶记》，入选中国戏剧节的瑞安越剧版《琵琶记》也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认同和赞美，为什么我们还要组织改编演出瓯剧版？为什么这个版本演出不可或缺？我们认为，就是因为“戏从温州来”这个城市文化品牌所承载的文化担当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瓯剧这个剧种与南戏经典本土契合度最高、最好，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为远道而来温州的戏曲爱好者提供“最温州”的演出样本，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为远在他乡的“温州是南戏故里”的认同者、支持者，奉献“最南戏”的本土瓯剧。
所以说，该剧的首演，不仅是瓯剧艺术新一轮的艺术实践和创新，还具有重大的当下文化价值。从国家对348个活态剧种保护的角度看，它是为其中稀有的121个传统戏曲“天下第一团”提供了文化多样性保护实践样本；从温州区域文化积极参与创造的角度看，它是在用中国古典戏曲的顶级经典，在阐释戏曲“珍稀”和“美好”的基础上，打造“戏从温州来”的基石，是对“戏从温州来”品牌的支撑和发扬，是戏曲文化在文旅产业延伸方面的绝佳新载体。编剧郑朝阳在创作之初就已深入地考虑，要通过对《琵琶记》这部承载特殊文化意味的古戏的改编创演，承担起温州戏曲再发展、温州文化再辉煌乃至东亚文化再传播的责任，特别是在瓯剧《张协状元》完成之后，要斟酌南戏瓯剧系列最后一部的高潮点应该如何体现。
在这方面，导演孙晓燕的感悟很直接。她也是几年前瓯剧《张协状元》的导演，她认为，从《张协状元》到《琵琶记》，从草根南戏到高峰文人南戏，从“自由嬉戏”“游戏人间”“率性逍遥”的《张协状元》到“人间游戏”“沉重扣问”“命运思考”的《琵琶记》，最大的变化是人性的深度——人生困境的共通性才能打动现代观众！
如果说《张协状元》是让当代观众在了解瓯剧的基础上入门古典南戏，《琵琶记》则是在了解南戏的基础上深入了解瓯剧，并进一步深入感受戏曲舞台艺术的不朽魅力。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大师周贻白先生曾提出中国戏曲本土理论“空场子”美学，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也曾提出最理想的戏剧就是“当下的戏剧”类型：鲜活、直接、演者与观者在此时此刻共同创造的、不可复制的瞬间。“戏从温州来”就应该为观众提供这样的观赏机会。孙导认为《琵琶记》的演出目标是“舞台清空、只留人心”“古今同频、看见自己”，就是想让观众走近南戏、亲近南戏、享受戏曲，这种负责任的创作认知是真正从观众出发的创作理念，非常符合“戏从温州来”文化形象打造的初衷。
当然，作为观众的我们总是意犹未尽的，首次演出里也有美中不足。如果再丰富一下琵琶审美意象，则是我们所愿。古本《琵琶记》中的“一路弹琵琶寻夫”，可能是文人剧作家的矫情或者文化臆想，在传统戏曲中有艺术合理性，但确实少了生活现实合理性。现在将琵琶相关剧情删除后，琵琶只成为定情物这样简单的道具设置，作为南戏“文化意象物”或“文化标识物”的功能没有完整出现，是可惜的，因为观众对剧目名字中的“琵琶”是有期待的，正如《荆钗记》里的“荆钗”一样，最好有浓墨重彩的琵琶唱腔段落，运用高度抒情化表达，将“琵琶”与故事主题链接，让舞台上琵琶乐手与角色融合，形成古今同台、戏里戏外的交织效果，则更有温州人在戏曲艺术上敢为人先的精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