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女子朱雨虹在村道拐弯处骑自行车摔倒，两名未满16周岁的初中女生骑电动车经过，虽未发生物理接触仍上前扶助。交警依据监控认定，摔倒女子朱雨虹负主责，未注意观察路面动态、处置不当。女生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车，且转弯时未让直行车辆，负次要责任。
朱雨虹自称因“避让女生车辆受惊吓摔倒”，索赔22万元。
监控录像现实，其摔倒的主要原因是捏刹车过急，脚没有及时放稳支撑。
从监控录像来看，两名女生距离朱雨虹较远，她们看人摔倒，主动搀扶，这种行为无疑应该肯定，应该受到社会赞扬。
现在扶助他人的人遭遇巨额索赔，这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问题。
交警认定责任，有他的专业依据，责任认定不管赔偿的事，索赔是法院来判定民事责任。
朱雨虹住院，出院后又到药店买药，花了2.67万元，但索赔金额包括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等，达到22万的巨款。既然她的摔倒自己是主责，这22万的索赔，凭什么加到女孩身上？
这件事大家立即想到了前些年的彭宇案，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关于“扶不扶”的争论，引发人们对道德滑坡的深度忧虑。
其实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彭宇案并不是第一个典型事件。
我想起了1996年的老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
乔安山和雷锋是同一个班的亲密战友，他们一同入伍，又同驾一辆车。1962年8月15日，雷锋与乔安山在一起执行任务时，乔安山开车，雷锋在一旁指挥。乔安山倒车时，无意中汽车撞倒了连队一根晒衣服用的柞木杆，正巧打在雷锋的太阳穴处。雷锋经抢救无效而牺牲。
乔安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之中，在三十年时间里，他始终没有忘记雷锋，他坚持学雷锋，做好事，尝尽了甜酸苦辣。
一次，乔安山救起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并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老人脱险了，但是老人的几个儿子说是他撞的，老人醒来，也指认肇事者就是他乔安山。不仅如此，老人的儿子还大声嚷嚷，就是你撞死了雷锋！
这几个都是不孝之子，他们就是想讹人钱财，老人被胁迫不得已昧着良心。最后，这正的肇事者找到了，老人的良心也受到谴责，他拉着乔安山的手认错。
假如肇事者找不到，那么乔安山会是什么结局？
按照法律程序，交通部门不能只听老人的指认，更重要的是寻找乔安山撞到老人的证据，比如车上的撞击痕迹，乔安山车辆的刹车痕迹等等。1996年没有监控，但是类似证据必须完整。
《离开雷锋的日子》并没有讲一个学雷锋的故事，而是把人物命运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表达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生活里，对于人们的道德状况的关注。
乔安山在出车途中，经常遭遇窃贼，他只有疯狂开车，指望把贼甩掉。还有以此车坏了，父子俩向过往车辆求助，有的视而不见，有的伸手要钱，他们陷入了困境。第二天一早，无数头戴小红帽的人们前来帮忙，他们都是学习雷锋的志愿者。
拿这个电影举例子，是想说明，莆田这个案件，同样面临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追问。
一方面，案件的审理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另一方面，要体现道德的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