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在网上看了好几篇关于戏曲评论的批评文章,好像戏曲评论界掀起了一场指向自身的声讨。乍看之下,这或是业内自省,针砭时弊,以求净化风气。
然细读几篇文章,字里行间却悄然滋蔓着一种危险的逻辑,仿佛戏曲发展的困境、创作的乏力、观众的疏离,都是评论惹的祸。戏曲搞不好这口沉甸甸的“锅”,不由分说便要扣在戏曲评论的头上,实在令人哑然。
对于戏曲来说,评论本是创作完成、搬演于舞台之后的观感回响,是整条产业链最末端的一环,它或许能影响风向,却绝非孕育风雨的源头。将戏曲生态的整体性困境,归咎于这最末端、最间接的一环,无异于本末倒置。
当下评论的处境,恰似民间吹唢呐的艺人。主家办白事,便须奏哀乐;主家办红事,自当吹喜乐。唢呐的音调高低、旋律悲喜,首先不取决于艺人的心境,而取决于他身在何种场合,受雇于何人。在这种“功能性依附”的情况下,想让评论者自由发声谈何容易,以后还要不要在圈子里混了!
再者,看看那些誉满江湖,真正掌握话语权的评论者们,有几人是纯粹的评论者,又有多少是身兼数职、深陷其中、利益绑定的“局中人”。所谓专家的多重身份,早已将评论的独立性,深陷在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中,为特定“主家”捧场,按照所需炮制评论声音,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评论者也不是“桃源人”,当整个行业都在“靠戏吃戏”,默认了以资源置换掌声、以位置决定褒贬的潜流时,却单单要求评论者不食人间烟火,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子般天真锐利,守住一片不染尘埃的净土,岂不是一种道德的苛求。
当创作本身追逐短平快的“热点”,当排演汲汲于政绩或票房,当评奖机制与艺术标准若即若离,整个机体已在功利主义的波涛中“随波逐流”。在此大潮下,评论的异化,不过是整体性症候的一个局部溃疡。
想诊治戏曲的毛病,不去探究创作原创力的枯竭,不去反思体制性扶持的偏差,不去正视整个戏曲生态的恶化,却将批判的锋芒集中于评论的“失语”或“谀语”,非但不能疗救根本,反而可能转移焦点,让真正的病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喧嚣中悄然隐遁。
耐人寻味的是,此番对评论的批评,其执笔人往往自身便身处评论队列之中。这或可解读为一种“清理门户”的自觉,但更折射出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与圈层割裂:通过划清界限,将自己归属于“清流”,而将问题抛给想象中的“浊流”同侪。
这种内部的指摘,对自己人的背刺,纵然激烈,但若脱离了对戏曲所处时代困境、产业全链条的系统审视,便容易沦为话语的“内卷”,于实质改善无益,反倒坐实了评论界自身亦是利益场一部分的尴尬。
戏曲之兴衰,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评论只是这宏大画卷边缘的一注评点。它可以是锐利的解剖刀,也可以是失真的哈哈镜,或是应景的伴奏,但其力量终究有限,其独立性常受制于深层的结构。
将振兴戏曲的千钧重担,或将其衰颓的罪责,过分系于评论一身,既是夸大了它的力量,也是推卸了更根本、更广泛的责任。这口锅,太大,也太沉,评论那略显单薄的肩膀,扛不起,也不该扛。
让大众的目光从“末环”的评论上移开,投向担子更重的主创身上,投向真正决定戏曲生长的土壤与根基,才是推动戏曲发展的正道。唯有“主家”真正期待并尊重一曲客观的“交响”,而非仅仅需要应景的“伴奏”时,评论或许才能找回它本该有的声音。(源自梨园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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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戏曲传媒主编李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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