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派和吴江派的论争是戏曲史上一件大事，这场对台戏唱得很激烈，双方旗鼓相当，在当时谁也赢不了谁。
临川派的代表人物是汤显祖，属于这一派的戏曲家有吴炳，孟称舜，阮大铖等。其实阮大铖的成就和汤显祖相去殊远，不过后人以为他们都崇尚文采，故凑合在一起。
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是沈璟，属于这一派的戏曲家很多。沈璟的侄儿，吴江派的后起之秀沈自晋曾写有《临江仙》一曲，自豪地说到他们这一派强大的阵容："词隐(按：指沈璟)登坛标赤帜，休将玉茗(按：指汤显祖)称尊。郁蓝(按：指吕天成)继有槲园人(按：指叶宪祖)，方诸(按：指王骥德)能作律，龙子(按：指冯梦龙)在多闻。香令(按：指范文若)风流成绝调，幔亭(按：指袁于令)彩笔生春。大荒(按：指卜世臣)巧构更超群。鲰生(按：沈自晋谦称)何所似?颦笑得其神。"从这个阵容看来，吴江派人物多是精通音律的戏曲家兼评论家。
吴江派和临川派的论争，首先集中在怎样看待戏曲中的音律问题。也即是说，写戏要不要合律依腔。沈璟的看法是："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怎得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二郎神，套曲)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是写传奇，当然要恪守南曲的音律，"大家细把音律讲",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沈璟毕竟把问题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这就把话说过头了。
问题是围绕着《牡丹亭》的改编而来的。《牡丹亭》问世后，"几令《西厢》减色",(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语)各处纷纷上演。沈璟，吕玉绳(吕天成之父)，臧晋叔，冯梦龙等都着手进行改编。他们改动了《牡丹亭》中一些不合音律的地方，这使汤显祖十分恼火，他在写给吕玉绳的信中说："彼(按：指沈璟)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显祖给宜黄艺人罗章二的信中谈到《牡丹亭》的演出时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
过去有人以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重思想还是重形式，因而说沈璟是"形式主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沈璟并不认为写戏可以不重视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吕天成在《义侠记序》指出："先生诸传奇，命意皆主风世。"沈璟自己也提出写剧应该"作劝人群"(《埋剑记》第一出《提纲》)。当然，沈璟是用封建道德观念来"风世"和"作劝人群"的，但这说明他并非不重视思想内容。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把话说绝了，一方说"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另一方说："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对这些绝话，实在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所以后来吕天成说："倘能守词隐先生(按：指沈璟)之矩(按：即规矩)，而运以清远道人(按：指汤显祖)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曲品》)这话不是没道理的。
吴江派和临川派论争的另一问题，是重文采还是重本色。这实际上涉及到两个艺术流派的不同风格问题。汤显祖是以文采见长的，《牡丹亭》文采斑斓，但不少地方也有深奥晦涩的毛病，叫人难懂，因此沈璟等把它改编以便于"俗唱"。沈璟认为："字雕句镂，正供案头耳".(引语皆见吕天成《曲品》)这句话很精辟。当时有一派传奇作家，象《玉合记》的作者梅鼎祚，《玉玦记》的作者郑若庸等，崇尚雕字琢句，沈璟指出这是"案头之曲"的毛病。汤显祖和梅鼎祚，郑若庸不一样，他在注重《牡丹亭》内容的同时，比较讲究词藻的华美。总之，汤，沈两人的艺术风格是很不同的，下面各举一个例子来说。
沈璟的《义侠记》中猛虎出现时武松唱的《得胜令》一曲："呀，闪的他回身处扑着空，转眼处又乱着踪。这的是虎有伤人意，因此上冤家对面逢。你要显神通，便做道力有千斤重，你今日途也么穷，抵多少花无百日红，花无那百日红!"沈璟运用口语俗谚，使曲子本色自然。
再看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游园唱的《步步娇》一曲："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这里写少女娇羞的体态和微妙的心理，没想到镜子偷偷照见了她，羞得她把发卷也弄偏了。刻划入微，语言华美，正是临川得意之笔。
沈璟"专尚本色"，首先注意到戏曲语言是否便于"俗唱",汤显祖却讲究文采，不愿为了"俗唱"而不顾文采，这两种艺术主张很难说谁好谁坏。当然，沈璟的成就不如汤显祖。我以为这两派论争的实质是不同艺术流派对艺术主张和风格问题的一次争鸣。
选自《中国戏曲史漫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