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是庆祝耶稣降生的节日。过去，并不是人人都过圣诞节。过这个节日的人，一定是基督徒或者跟基督徒有关联。圣诞节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进入中国的。近代史上，很多名人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以及宋氏家族的兄弟姐妹们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在圣诞节，大部分的天主教教堂都会在12月24日的圣诞夜举行子夜弥撒，部分基督教教堂也会举行子夜敬拜。图为1917年圣诞节，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干事和他们的孩子们与圣诞老人合影。
圣诞符号包括圣诞树、圣诞火腿、冬青等。在西方，圣诞节要互送圣诞礼物和圣诞卡。图为1925年，广东岭南大学怀士堂前草坪举行的圣诞节全校大公宴。
现在，圣诞节送礼物几乎全球同行了。带来礼物的圣诞老人原型圣·尼古拉斯是一位公元四世纪生活在今土耳其境内的主教。图为1945年圣诞节前夕，美军克里福德·扬少校和伊凡·耶顿上校把礼品分给延安的孩子们。他们是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
今天传遍世界的圣诞老人形象，是可口可乐公司在1930年代画出来的，这一形象深受小孩子们的欢迎。图为1957年12月24日，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举行平安夜聚会活动。
圣诞节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孙中山曾号召：“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蒋介石也是基督徒，他遇到问题时常向“天父”祷告，尤其是内战时期。图为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府邸凯歌堂做礼拜。
目前较为确定的说法是，基督教最早在唐代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景教”。来到大唐的传教士为叙利亚人，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景教唐时在中国存在了200年。图为明代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景教在唐朝时的流传情况。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由于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所欲为；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同时谣言很多，比如教士挖眼剖心、取脑配药等谣言。各种原因纠缠，最终酿成了1900年义和团民的大爆发。图为义和团运动期间，为保护自己而佩戴武器的天主教教士和他的护卫。
在所谓“庚子教难”之后，八国联军进入京津，慈禧太后西逃，义和团运动被消灭。此后，英美教会开始反省。在传教士中，也有人对充当殖民主义帮凶和工具的角色深为不满。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开始走上正常轨道并深深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图为20世纪初期传教士在乡间传教。
清末，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更衣焚香后，端坐着抄录福音书，墙上贴的是用上海话写的《圣经》中的章节。
20世纪初，一名妇女表示愿意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由于当地没有教堂，牧师随即同她一起趟水进入护城河中为她受洗。
20世纪中叶，香港一个教堂的婚礼。
基督教除了对普通人生活上产生影响，也在文化领域影响中国。1900年后，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兴办医院、学校和其他文化慈善机构，以推动传教工作。图为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
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教会学校有1100余所，90%为小学，10%为中学，没有大学，只在一些中学里设有大学班。图为1910年左右，一位传教士在给河南某地的几个孩子讲课。
1900年，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大学。此后20年，新教建有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天主教也建有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商学院等。图为1940年代，燕京大学毕业生。
到1920年，仅基督教新教建立的各类教育机构就有7000多所，其中大学14所。到这一年，基督教新教徒已经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全国所有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只有18个还没有见到传教士的足迹。图为1948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舞会。
教会办的医院，在1900年以前仅百余处，而且大多为教堂附设的诊疗所。到1920年，新教教会医院增至246所，诊疗所380处。天主教教会医院及养老院也有200多处。图为美南长老会差会在江苏淮安设立的清江浦医院，医生手术时的情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基督教人士也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至少保护了30万逃难的中国人。图为饶家驹与安全区里的难民和孩子们。
在南京，德国人拉贝和其他十几位传教士、教授、医生一起建立起南京国际安全区，收容难民约25万人。图为1937年12月13日，安全区的建立者们。从左至右：俄罗斯人载尔，奥地利人哈茨，德国人拉贝，美国传教士马吉和白俄罗斯人保德施瓦尔奥夫。
基督徒拉贝尽全力保护了安全区内的中国人，但是日本兵还以各种理由经常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南京安全区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关闭。图为1938年2月，安全区里难民在等待安全委员会发放现金，以帮助他们离开安全区后开始新生活。
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937年8月初，“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正式成立。工作主要有设立伤兵招待处、沿铁路和公路设立换药站、募集捐款、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等。图为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在广水车站医治抗日将士伤病员。
基督教界还组织了十字挺进军，挺进敌区参加抗战。该军由4个连组成，由团长李仲山率领，于1939年10月抵达山西参加抗战。随远征军入缅、印作战的，也有不少基督教徒。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也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我国抗战。图为天主教会通过联合国救援部会争取到的救济物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图为1950年2月，沈阳各界妇女召开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示威游行大会。这是参加大会的天主教修女们。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宗教事务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于1951年4月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所有接受美国经济支持的基督教团体必须登记，并尽快达成自养。图为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作报告。
1950年代初各地教会纷纷开展政治学习，举办三自革新学习班，学习了解时代局势、政治路线等。北京市基督教青年会每星期举行一次“新民主主义”讲座。这是青年基督教徒前往索取听讲证。到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三自指：自治、自养、自传。
文革时期，基督教被视为反革命迷信，教堂被封闭，教务活动被禁止。1978年，北京南堂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开堂的天主教堂。图为1979年10月，宣武门天主教堂举行领圣体仪式，仪式由北京地区主教傅铁山主持。他一生没有穿上梵蒂冈象征神权的“红衣”，最后覆盖五星红旗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