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盟乌兰浩特葛根庙老照片

   葛根庙镇，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位于乌兰浩特市中部，东、东北与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为邻，南、西南、西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洮南市毗邻，西北与科尔沁右翼前旗相连，北与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相接。

  葛根庙位于陶赖图山的东南脚下，距离兴安盟的乌兰浩特市大概30公里。在以往，葛根庙是内蒙古东部最大的喇嘛教建筑，整座寺庙壮观圣洁，建筑风格带有典型的藏族特点。

   葛根庙的历史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48年，其前身为吉林省洮南市的莲花图庙，在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命名莲花图庙为梵通寺。1795年，二世葛根开始着手扩建庙宇，于是便来到了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区。在二世葛根圆寂之后，扩张庙宇的任务便由三世葛根承担接手。整个扩建工程从1796年来时，历时两年，终于在1798年的七月份扩建完成。

   关于葛根庙还有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当年二世葛根来到了一处草木茂盛的山坡之下，忽然草丛中跑出了一只可爱的白兔子，于是二世葛根便将这座山称之为“陶赖图山”，同时二世葛根准备在山脚下修建一座寺庙，将该寺庙命名为“陶赖图葛根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葛根庙。葛根庙的美丽传说为葛根庙的历史发展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葛根庙拥有梵通寺、广乐寺、广觉寺、宏济寺以及慧通寺五大主殿，并且还应有葛根宫、葛根陵等一些小型的殿院，是以往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区规模最大的喇嘛寺庙。殿堂内的明柱全部以红漆涂之，天花板上被绘制有龙凤的花纹，整个寺庙大气辉煌、华丽而又不失庄严。殿堂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为经堂，陈列着不同的经卷、经具、佛像等等;后半部分为佛堂。由于每个殿堂所属的教系不同，所以所供奉的佛像与经卷的种类也不同。

   作为葛根庙的宗教信仰，喇嘛教有两大系统，学位系统和权位系统。葛根为活佛，也是葛根庙的领导和领袖，葛根在喇嘛教中被认定为转世出生的，所以无法将之与学位地位和权位地位放在一起比较。清朝末期，葛根庙发展到鼎盛时期，进行宗教活动的人数也较多。据统计，当时的喇嘛已经有1200多人，其中，获得学位的喇嘛有70多人，所以吸引了许多人来到葛根庙求学，从而获得学位。葛根庙各仓在每个月都会举行例行的经会，整个寺庙的大型庙会一年举行三次，就是人们所知的“查玛”大会。查玛大会是大型的经会，每次都会吸引大概60多人参加，通过穿着奇装异服，扮演成鬼神兽禽来进行宗教活动。

   葛根庙对于喇嘛的守戒条例有253条,喇嘛的学历不同，权位不同，所需要遵守的守戒规定也不同。但是，相同的是，只要破戒，最轻的惩罚也是挨打，并且还要发誓以后一定遵守戒条，严重的在挨打之后还要进行苦役。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喇嘛将会被驱逐寺庙，并被遣回原籍。对于庙奴出身的喇嘛，一旦破戒则必须进行苦役，直到有所改正，并且在经过对方研究之后才能恢复其喇嘛身份。葛根庙的收入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俸禄，一方面是化缘，这两项收入维持了葛根庙的经济来源，支持葛根庙一直发展下去。

   清朝时期，清政府对于喇嘛教的大力扶持政策同样在民国时期和伪满洲国时期也得到了推崇，妄图通过此政策来更好的统治内蒙古地区。
   袁世凯获得大权之后，建立了“蒙藏院”，并且赋予喇嘛一切照旧的权利。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也同样通过喇嘛教的影响来加强了对内蒙古地区的控制，并且在1941年颁布了相应的法案，试图更好的控制喇嘛教。受到上述政策的影响，葛根庙的宗教地位并没有被影响，但同样，由于葛根庙在内蒙古牧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日本侵略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葛根庙身上。

   1935年，日本特务加藤以佛教教徒的名义来到葛根庙学习深造，并在寺庙中居住了十年，在这十年间，加藤利用葛根庙频繁与另一位特务上司接触。1941年，日本侵略者又凭着重视宗教的说法派遣以宗教学习为名义的特务进人葛根庙，并在寺庙内煽动举办私塾，提出让小喇嘛学说日本话，念日本经文。后来由于遭到庙内的权威喇嘛以及所有小喇嘛的反对，这个计划才被作罢。后来日本投降之后，特务加藤还妄想在逃跑时掳走小葛根，在其他喇嘛的机智转移下才避免小葛根遭受迫害。

   葛根庙在东蒙人民的心中地位崇高，所以在1946年，东蒙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决定将东蒙人民代表大会在葛根庙召开，这对于葛根庙来说无疑是以此辉煌的成就。
   解放后，葛根庙中许多青年喇嘛开始还俗投身于社会贡献中，有的加入部队，有的学医，还有到参加到农业生产中。而一些仍然留在寺庙中的喇嘛在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同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自主的参与社会劳动和生产生活，维持寺庙的正常运作。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对葛根庙的运作给予了高度关心，帮助照顾一些年老衰弱的老喇嘛。

   1976年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改善，葛根庙开始被重新修建，一共有30万的资金被投入到修建工程中，所以到了1990年时，葛根庙已基本被修复完成，各项宗教活动也开始正常进行，葛根庙又重新恢复了以往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