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今天说说一等功臣王治的故事。
王治的儿子跟我说，档案里记录他爸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48年，实际上这是他爸第二次参军。第一次本来是他大爷（王治的大哥）去的，因大爷生性胆小，王治便自告奋勇地跟村长说，“我替我哥去吧！”王治就这样参加人民军队了。
结果一上战场，负伤了，右手虎口撕裂开了，王治只好回家养伤。1948年，村长又来动员王治大哥参军，结果王治又顶替参军了。
王治走之前，跑到二姐家说，“姐，我明天要去吃白面馒头去了。”二姐一听这话，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当地人都知道，“吃白面馒头去了”就是去当兵了。王治这一走，再也没有见过二姐。
王治还有一个大姐，早年去闯关东，一去就没了任何音讯。
王治跟着部队过了江，到了杭州。
1950年5月部队整编，王治成了铁路人民警察，成了杭州铁路公安分处金华公安段一名警士。
1951年6月，哪一天记不住了，反正这一天是王治最风光的一天。铁道部上海铁路管理局隆重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王治一等功。授奖这天，上海铁路管理局派专人将立功奖状、立功喜报，送到王治老家——安丘县辉渠镇雹泉（又名珍珠泉）村，敲锣打鼓地送到了王治大哥的手中。
1951年6月，铁道部上海铁路管理局授予王治同志一等功，奖状上列举了王治的主要事迹：受奖者金华公安段驻在所警士王治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破获匪特暗杀团反动组织，促使匪首全部落网，并又逮捕逃跑案犯一名，协助地方政府肃清土匪恶霸，逐渐洗刷了不纯的村干，掌握了所辖区内政治情况，培养了群众积极分子，突破了护路群众的死角，使护路工作提高一步。经本局公安处评功委员会评定为一等功，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早年间，我在查阅档案时，曾看到一个报告，说王治一个人下乡，途中遇到三四个土匪，在追击过程中，双方发生枪战，王治不幸腿部中弹，匪徒趁机溜走了。
我问王治儿子，喜报为什么交给你大爷？他说，“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早，长子为父，所以铁路局将立功喜报、立功奖状交给了我大爷。我大爷去世前，又交给了我，让我好好保存，让后代知道这些事。”
王治与机枪手刘科德（音），刘转业后在铁路上海机械保温段工作过。
1955年，32岁的王治突然接到大哥来信，说是给他找了个俊媳妇，同镇水润道村的，让他回去成亲。
长兄如父，父命难为。
王治只好请假回雹泉村接媳妇。到家才知道，他那位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高矮胖瘦的媳妇杜玉秋，刚刚20岁，比他小了整整一轮——12岁，而且没有读过书，只简单认识几个字。
王治是个犟脾气，但这事好像没得商量，他只能落实，不能抗婚。
王治带着媳妇来了浙江，叫来同班几个战友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大婚礼成”了。从此，20岁的杜玉秋活成了王治“手心里的宝”。这辈子，她跟王治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
杜玉秋没有工作，她的工作就是为丈夫、为儿女做饭洗衣，日复一日，无尽无止，直到丈夫去世，直到儿女长大成人，直到自己老了再也做不动了。
杜玉秋也有过“工作”，那就是铁路特有的“家属工”，没有劳保、没有奖金、更没有退休金的一份“工作”。
王治儿子说，七十年代初，他爸非常想带着媳妇回山东老家，便让老连长孔庆友帮忙。在孔庆友家吃饭时，孔庆友说，“已经发函给青岛了，人家不接收啊！山东说了，这个口子不能开，一旦开了口子，南下的都回去，会不得了的！”
孔庆友时任杭州铁路分局局长，浙江铁路最大的官。王治儿子说，他跟他爸经常去孔庆友家的，孔庆友说，“老王，不要想着回山东了，你四个孩子，我帮你安排两个到铁路工作，怎么样？”我爸耿劲上来了，一句“不要”，直接拒绝了。
王治这辈子前半生干公安，后半生干铁路，当过最大的官是萧甬线上一个很小的车站——丈亭站站长。
官虽然很小，但功立的不少。
红皮封面的转业证上记载王治立过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学习模范一次。
彭德怀签发的转业证。王治转业前在铁路公安部队上海纵队杭州支队任班长。
王治儿子说，他爸没读过书，家里穷的都去闯关东了，哪有钱供他读书。认识的几个字也是全国解放了，进扫盲班学的。
王治朋友多，而且都很铁。比如孔庆友，王治不管他当不当局长，经常带着儿子去他家喝酒吃饭聊天。还有郭怀德，只要王治到城站坐火车，肯定会被郭怀德拉到派出所去喝茶抽烟，然后再送上车。还有列车段的周荆山，他在诸暨安华剿匪过，他们在一起话就说的没完没了了。还有钟元明，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进公安后分在王治班里，对王治极为佩服，即使王治转业了成了一名普通铁路职工，那也是一见面就叫老班长，亲热的不得了……
1998年，王治因病去世，享年75岁。
王治的妻子杜玉秋至今健在，过了年92岁了。她老了，“老得哪儿也去不了”；她忘了，忘了很多人很多事，可她没忘的是那个把她带来浙江、把她“当成手心里的宝”的男人，王治。
【特别致谢】感谢北风之神、怿唅、梦想成真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