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戏曲|004|1949-1982年辽宁的戏曲活动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辽宁全境解放。同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进驻沈阳，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部署，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简称东北文协)派遣以张东川为首的东北文协平剧工作团和以肖慎为首的东北文协评戏工作组赶赴沈阳，先后接管了中央、大观、共益三大剧场和所属班社以及四维剧校沈阳二分校，并与艺人合作排演了新编京剧《秦始皇》、评剧《白毛女》。1949年3月，东北文协由哈尔滨迁到沈阳。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推动旧剧改革，在沈阳创办了《戏曲新报》，开始审查旧剧剧目，载文指出《伐子都》等一百二十余出京剧剧目和《因果美报》等四十六出评剧剧目不可上演。并提出“净化舞台”、“澄清舞台形象”等问题，要求各戏曲表演团体在演出中彻底清理野蛮、恐怖、黄色、庸俗的表演，造成演出剧目空前减少。同年底，东北戏曲改进委员会成立以后，为了推动戏曲演出活动，于1950年初举办新戏曲运动周，《戏曲新报》发表《新年献词》,号召各地剧团创作、改编、演出新戏曲。1950年3月中央文化部来电报提出纠正东北禁戏过多的倾向。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确定了以改人、改制、改戏为中心的戏改工作的政策精神。与此同时将原戏曲改进委员会领导的各戏曲剧院、团、校移交给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并派遣大批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部毕业生参加“三改”工作。新文艺工作者进入剧团以后，帮助艺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戏改政策和文化知识，使艺人的阶级觉悟、文化素质有了提高。在反吸毒、反赌博的运动中，自觉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同时，文化主管部门在接管剧场、戏班以后，即废除业主制，试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改善了艺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取消了饮场、检场的旧习，加强剧目创作的整体性，相继建立导演制，使剧目生产逐步走上新轨道。这一系列措施大大激发了艺人从事戏曲改革的积极性。同年9月，东北戏曲研究院成立，主要任务是研究、贯彻戏曲改革的方针、政策，指导改革实践。研究院下设东北京剧实验剧团、东北评剧实验剧团、东北戏曲实验学校，重点探索戏曲创作、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示范演出新创作、改编、整理的剧目。戏曲研究院和实验剧团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戏曲改革的全面发展，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批艺术骨干。在其影响和带动下，省内各市、县纷纷建立了本市、县所属的戏曲专业演出团体。1952年7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京剧实验剧团加紧进行新编历史剧《雁荡山》的排演工作，并借调东北区著名学者和戏曲专家，对新编评剧《小女婿》进行修改、加工，组织赵慧深、安西和编剧曹克英一起加工剧本，安波、苏扬、程光华与演员、乐队一起设计唱腔、伴奏音乐及乐队的配器；并请有关专家加强舞台美术设计。1952年《小女婿》、《雁荡山》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奖后，两剧组又受文化部委托在全国示范公演，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52年至1957年，辽宁戏曲艺术出现了空前繁荣。全省作者先后创作、改编了京剧《三不愿意》、《甘宁百骑劫魏营》、《铲平王》、《反徐州》、评剧《小姑贤》、《杨二舍化缘》、《茶瓶计》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剧目。这些剧目均于1953年东北区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奖。《小姑贤》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放映。由于新剧目不断产生，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演员相继涌现，如秦友梅、尹月樵、诸世芬、吕东明、夏青、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鑫艳铃等。当时全省所有剧团及其所属剧场全部经费均能自给自足，并有一定盈余。观众皆自愿购票入场。每当新剧目上演，购票观众常常在演出前夜即站队排号。1955年省文化局贯彻中央文化部精神，全省国营剧团实行企业化管理。按省文化局制定的工作草案规定，省级剧团每年要演出四百场，其中包括在城市剧场演出二百五十场、在厂矿等演出一百场、在农村演出三十场。是年除两个县级剧团外，其它均有盈余，如辽宁京剧团盈余近十万元，辽宁评剧团亦盈余三万多元。1956年前后，为了满足观众在戏曲欣赏方面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全省集中了一大批戏曲编剧与少数理论研究人员，先后建立起省、市戏曲剧目编剧室，对传统剧目进行挖掘、整理、改编工作，还创作了一大批新编历史剧及现代戏，并开始对省内剧种的历史进行调查。这一期间，全国各地赴朝鲜慰问演出的代表团，途经辽宁均作短期公演。辽宁先后接待了京剧、评剧、曲剧、晋剧、上党梆子、蒲剧、秦腔、郿鄠、川剧、豫剧、汉剧、楚剧、吕剧、越剧、沪剧、锡剧、淮剧、赣剧、黄梅戏、庐剧、粤剧、昆剧以及花鼓、采茶戏等四十余个剧种的演出团体，使辽宁的戏曲工作者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艺术修养。东北戏曲研究院还曾多次邀请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周信芳、马连良等来辽宁演出，并专门组织讲习班、座谈会。通过著名艺术家的辅导，辽宁戏曲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提高了演出水平。辽宁各戏曲剧团也经常赴外地演出。省内京、评剧团曾赴朝鲜演出。省京、评剧团还曾到福建前线参加慰问活动。1955年辽宁省京剧团二十余名演职员随中国艺术团去法国参加巴黎戏剧节并转赴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巡回演出，锻炼了队伍，提高了声誉，扩大了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人口迅速增长，外省籍人口大量流入。为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五十年代初，先后成立了抚顺豫剧团，旅顺、宽甸吕剧团，西丰北方越剧团等市、县(区)级演出单位，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支持和欢迎。这一时期，辽宁戏曲界几度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1952年东北文化部提出“在地方戏基础上发展新歌剧”的口号，并以《志愿军的未婚妻》等剧目为试点，要求戏曲向歌剧、话剧靠拢，出现了大布景、大乐队、戏曲音乐歌剧化、放弃戏曲表演程式等现象。此种情况主要作用于评剧、京剧，对二人转影响不大。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迫使不少有影响、有成就的戏曲工作者离开岗位，社会主义戏曲事业遭受了较大挫折。1958年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也波及辽宁戏曲界。首先硬性规定将不同性质的表演团体集中到一起，成立“辽宁艺术人民公社”。在创作上提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口号，要求剧作者制订“两天写一出大戏、三天与观众见面”的创作规划。剧目生产要“大放卫星”,全省先后编演了《刘介梅忘本回头》、《海边青松》、《烈火红心》、《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一大批“放卫星”剧目。这些剧目大多粗制滥造，导致创作与演出质量严重下降。此公社存在不到一年就自行解体了。1959年11月11日，辽宁评剧团与沈阳评剧团合并成立沈阳评剧院，金开芳为名誉院长；辽宁京剧团与沈阳市京剧团合并成立沈阳京剧院，唐韵笙任副院长。辽宁的戏曲事业又呈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1959年7月重新组建了辽宁戏曲学校，聘请金开芳等富有经验的全国知名老艺人担任学校领导和授课教师。为了培养戏曲事业的后继人才。学校设京剧、评剧、音乐、舞台美术等专业，学制八年。各市京、评、二人转剧团也先后办起学员班，这些学员班均有固定学制，有专职授课教师。在教学上坚持课堂教学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培养出既有理论修养、又有表演技能的优秀艺术人才。1960年7月，省文化厅又由原省、市京、评剧团中抽出一部分条件较好的青年演员成立了辽宁省青年京剧团和辽宁省青年评剧团。省文化部门规定：两个青年剧团要适当地进行一些必要的舞台实践，但不承担营业演出任务。要坚持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加强业务训练，挖掘和改革传统艺术，艰苦奋斗三、五年，起到示范、试点的实验作用。从而在职能分工上完成了省、市艺术团体的体制改革。沈阳京剧院、沈阳评剧院建立时，在方针上重点强调推陈出新、大胆尝试。在建院过程中，沈阳京剧院先后创作、排演了新编历史剧《海瑞背纤》、《詹天佑》。不久，沈阳评剧院亦改编、排演了《洪湖赤卫队》。这些剧目在创作与排练上作了较大的改革与创新，引起了戏曲界以及社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洪湖赤卫队》一剧，有人认为“改得不像评剧”或“犯了评剧发展方向性错误”。《沈阳日报》为此开辟专栏讨论，长达一年之久。后来中国音乐家协会来人参加了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门召开的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认为此剧的改编与音乐创作“有成绩，符合规律，是好的开端”,这场争论方得平息。1961年6月，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持召开“挖、抢、放”会议。不久，省委宣传部召开会议贯彻《文艺十条》,在会上提出：“沈阳属大区，要敢于开放旧剧目，要赶上北京、上海。”接着在全省各地掀起了挖老戏、放百花的热潮。京剧演出了《五百年后孙悟空》、《狸猫换太子》、《侠女寒光剑》以及唐派剧目《二子乘舟》、《摘缨会》等。《刀劈三关》还作为唐派艺术代表作赴京演出。评剧则挖掘演出了《安安送米》、《唐伯虎点秋香》、《保龙山》等传统剧目。在此期间各京、评剧场营业极佳。如1961年沈阳评剧院全年演出六百二十二场，盈余十一万九千元。这一时期，省内文艺主管部门强调发挥本省地方文化优势，扶植原有地方剧种，并提倡创建新的地方剧种。1959年，沈阳群众地方戏(二人转)剧团并入沈阳市曲艺团，改成国营剧团。接着，全省各地纷纷建立市、县(区)级二人转团(队)。到1964年底，辽宁共有二人转剧团(队)二十四个(不包括民间流动班组),二人转艺人超过千人，先后整理、改编并演出了传统剧(曲)目二百三十余个。这些剧(曲)目在整理改编过程中，基本上清除了迷信、色情等不健康的内容。又创作了一批现代剧(曲)目，如《三张彩礼单》、《接闺女》、《喜丰收》等。五十年代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民间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为配合宣传婚姻法，佛寺村民把民间流传的短调叙事体长诗《桃儿》改成歌舞戏演出。五十年代末，此县一些人民公社相继组成民族业余剧团。先后编演了《云良》、《教训懒汉》等二十余个剧目。经十余年孕育发展，阜新蒙古剧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表演程式及“歌、舞、诗、骑、射”的表演特色，并在音乐上确立了民歌联缀体制。在阜新蒙古剧产生的同时，辽宁又形成了两个以皮影音乐为基础的民间剧种。一为辽南戏；一为凌源影调戏。清代，驴皮影就在辽宁广泛流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盖平县民间开始出现了以真人代替影人演出的影调戏，并多次参加省、市业余文艺汇演。1961年，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倡仪下，以盖平县盖平戏剧团演出骨干为主体在沈阳成立了辽宁省辽南戏实验剧团。并决定把辽南戏作为辽宁的重点地方剧种，组织了省内知名戏曲专家进行艺术实验。同时提出“三年内大见成效，五年内名扬全国”的口号。经过数年努力，先后编演了《打灶王》、《宫门断鞭》、《花为谁开》等一批辽南戏代表剧目，确立了声腔体制，在发声方法上初步解决了大小嗓结合问题。为确立本剧种表演风格，还在突出皮影平面表演特点方面作了多种实验。与此同时，盛行于朝阳地区的凌源皮影，也在五十年代后期向“活人影”过渡。1960年凌源县影调戏实验剧团正式成立，先后改编了《巧姻缘》、《全家福》、《陈巧云讨封》等剧目。在音乐上坚持“皮影打底，广采博取，突出重点，统于一家”的宗旨。表演上吸取了京剧的行当与表演程式。在1982年全省农村小戏调演大会上，凌源影调戏《寡妇门前》获得剧本奖。1963年，为了适应戏曲事业的发展，曾于1958年被解散的辽宁戏曲剧目编剧室得到恢复，更名为辽宁省戏曲研究室。除组织、辅导全省的戏曲剧本创作外，先后挖掘、整理了评剧传统剧目二百八十三出，并收集了一批戏曲资料，为全省开展戏曲史、论的研究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64年，经过调整、整顿，全省共有戏曲演出单位六十九个，演职员近五千人，百分之九十的剧团有盈余。全省每个剧院、团均有剧本创作、音乐设计、舞台美术设计等专业人员。省、市级院、团都设有艺术委员会，具体指导艺术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局曾多次发出重视工矿企业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指示。从五十年代起辽宁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了职工业余戏曲剧团。这些业余剧团规模很大。如沈阳冶炼厂、沈阳铁路局机车车辆厂等单位，演职员均达到百人以上，大多为常年组织活动，有剧场、衣箱、道具，从资金到设备均不亚于一般国营剧团。据1963年底统计，仅沈阳一市就有大、中型业余剧团一百六十一个，活动骨干分子约七千人，对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发挥了重大作用。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以后，中共辽宁省委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对辽宁戏曲工作做出了“十五年基本上是为封建主义服务”、“基本上不为三千万人服务”的结论。在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以后，全省兴起了大量移植、改编现代剧目的高潮。只重政治，不重艺术，粗制滥造之风随之而来。同年8月，戏曲界开展“文艺整风”,接着组织部分演职人员参加了“四清”运动。到1965年底，全省大部分剧团出现亏损。如沈阳评剧院全年亏空八万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辽宁日报》首先组织批判了《海瑞背纤》。接着把十五年上演的剧目全部打成了封、资、修“毒草”,予以禁演。随后，全省戏曲表演团体被迫停演。绝大多数主要演员、编剧、导演及院、团各级领导被打成“反动权威”、“黑线人物”、“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被批判揪斗。剧团的财产遭到严重破坏，所有创作、改编，整理的剧本、乐队总谱、舞台设计图等均被销毁。多年苦心收集到的戏曲资料被送进造纸厂化为纸浆，十七年惨淡经营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1968年10月，根据毛泽东“广大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全省戏曲工作者分头到各级“五·七干校”劳动，次年10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学习江西经验，又将绝大多数戏曲工作者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在“四人帮”的迫害下，省内许多著名演员如唐韵笙、雯翡彧、徐菊华等含冤死去。1969年，全省市、地、县相继成立了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学习班为连队建制，直接隶属于省、市、县革命委员会。每年耗掉大量经费，只演出八个“样板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革命样板戏学习班为例，1972年只演出一百二十六场，国家竟补助二十八万八千元。但在各剧种纷纷停演的情况下，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的二人转艺术并未被禁绝。有些生产队干部为了解除群众的文化“饥饿”,不避险阻从外地请来二人转艺人，在夜里由民兵站岗放哨，以土炕为舞台，组织群众轮流观看。这种演出在辽西、辽北已成公开的秘密，愈演愈盛。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辽宁戏曲界始得复苏。全省各市、县原有戏曲团体相继重新组建，被禁锢的剧目得以恢复上演，一时形成了观众竟相看戏的热潮。各剧院、团争相上演评剧《小女婿》、《秦香莲》等剧目，场场爆满。有些剧场为满足买不到票的观众，不得不把广播喇叭安装在大街上。京剧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全省大多数剧院、团先后上演了《狸猫换太子》、《呼延庆打擂》等连台本戏，几乎每场座无虚席。1979年尚在恢复中的沈阳评剧院一年演出八百九十五场，创剧院历史上最高演出记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辽宁省初步落实了党在戏曲事业上的各项政策，在省委宣传部与省文化厅的直接领导下，基本纠正了戏曲界的冤、假、错案。《海瑞背纤》等近十个重点公开批判的剧目得以平反。通过批判“左”倾思潮的流毒，思想禁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通过拨乱反正，更全面地、科学地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及“传统剧、新编历史剧、现代剧三并举”的方针。从1977年至1982年，省、市先后举行了多次文艺、戏曲汇演，创作和改编了京剧《合家欢》、评剧《家》、《赌婚记》、《这样的女人》等一批有影响的剧目。省、市戏曲学校，省、市艺术干部学校重新恢复。大部分市、县剧团还成立了学制不等的少年艺术班，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和训练中、青年艺术骨干。各剧院、团先后举办了多次以中、青年演员为主的艺术表演赛，使艺术从业人员的专业技巧和演出水平获得了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中、青年业务骨干，并在观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从1978年以后，省、市均组建或恢复了戏曲剧目工作室，集中了一批戏曲创作、理论研究的骨干力量，组织剧本创作，编印戏曲刊物。出版了《辽宁剧作》、《辽宁京剧传统剧目选》、《辽宁评剧传统剧目选》等丛书，为重新繁荣戏曲创作提供了条件。到1982年为止，辽宁省、市、县级戏曲专业团体多次出省作巡回演出。像《虹桥赠珠》、《赌婚记》、《合家欢》、《这样的女人》等剧目在进京演出中获得好评，并由中央电视台录像向全国播放。大连艺术学校京剧团出访了挪威、芬兰、瑞典、葡萄牙四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1982年，由于电影、电视的普及，舞厅、游乐场的开放以及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等原因，戏曲观众明显减少。沈阳评剧院全年由国家补贴三十二万八千七百元。而二人转在农村中仍然拥有广大的观众，演出收入有增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