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县戏曲文化·东河戏丨第五章 文献考证与史实辨证·上(作者:赖斯清)

第五章 文献考证与史实辨证

第一节   “没有契真寺就没有东河戏”的传说

“没有契真寺就没有东河戏”，是一句在田村坊间广为流传的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话在坊间流传？因为涉及东河戏源流问题，探个究竟。

田村，地处赣县东北部，距赣州市约60公里，是历史上赣县有名的油米之乡，有第一乡村的美誉。乾隆田村《崇正堂谱》记载：田村秦时叫天丛山，后名堑村、玉田，明清称田村市，属长兴乡地域。

契真寺，原名契假寺，唐代改契真寺。据历代传说，东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在田村天丛山始建寺，契真寺有楹联：秦代天丛山，汉朝契假寺。证明了契真寺汉代的传说。根据唐代宝华寺大宝光塔塔身铭文：“□□勾当□□僧契真等/同勾当院主僧如位等”，出现契真僧名来看，契真寺应该与宝华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唐代天宝五年（746），自马祖在田村龚公山始建宝华寺以来，四方学者慕名而至，法筵鼎盛。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契假寺从天丛山迁到田村圩下社坪的铜锣窝，迁建后易名契真寺。迁建后的罗汉殿佛像座上有诗云：汉朝契假寺，唐代易契真。

宋代给事中黄裳曾为玉田八景撰诗云：“其一为契真古刹，……其七中秋巧灯……”契真寺为田村八景之首，同时还形成了中秋灯彩。

明代朱多炡《契真寺瑞经记》载：“……传说当时有十八儒生投宿于寺。……遂称为十八罗汉所书”“藏经寺中，不记夏腊凡几许，每田村缁素有祷，……可以镇恶。应如影响。一方赖之。予固次其往者至今灵瑞之迹以归。田村缁素奉之为保障焉。”

契真寺的十八名经（又名瑞经、罗汉经）影响甚广，在文献中均有记载，如《同治府志》载：“有佛名经十八卷，在田村契真寺中。相传汉代有十八儒生投宿于寺。达曙扃鐍如故，而亡其人，惟遗此经。”①

清代李元鼎《募建瑞经阁疏》载：“据朱瀑泉记，寺灾，此经飞入储潭，……今水火痕迹现存。”民国三十五年《赣县新志稿》载：“契真寺，长兴乡田村，有罗汉经十八卷，称大佛名经，藏阁上，每岁六月晒经，远近来瞻仰者甚众。明朱多炡作瑞金记。”② 

唐宋以来，田村数百年间，方圆十里风调雨顺，岁和年丰、疫疬不作，村民普遍认为这是经书庇佑的结果。但又因“今水火痕迹现存”，为保名经世代相传，因此，从明正德年间开始，便形成了岁六月六的晒经法会，契真寺由此进入鼎盛。“当地70岁以上的老人，都津津乐道往年记事，每年六月，八方香客三步一拜、七步一跪、络绎于途。佛法庄严、晨钟暮鼓、众僧颂经，鞭炮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寺内香火鼎盛，寺外生意火爆。”③  

明代正德年间开始，异域遐方、八方香客、匍匐而来，其中不乏庶民百姓文人学士或商贾官绅，他们来后日间参加法会，夜宿村舍伙店，闲时就唱高腔（弋阳腔），村民久而听之也娓娓学唱。后来还有一些私塾学馆的师生也争相模仿歌而乐之，加上法会的礼乐仪式，渐渐便形成了嘉靖年间唱高腔的坐唱班。

《研究》引用董维松《戏曲“声腔”纵横谈对戏曲音乐中几个常见理论概念的反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7年第6页）载：“赣县田村私塾学生组建的弋阳腔坐堂班，在契真寺庙会时与朝拜者演唱大戏曲本，数日数夜，僧俗同乐。”

《研究》在探寻坐堂班形成的起源中认为，除私塾学生组建坐堂班的可能性外，僧人组建坐堂班的可能性也很大，其引用《吉安市志·吉安戏》词条：明朝万历初，水东一伙道士在玉山县举子王顺义（号真人）的倡导和帮助下，组建了以彭福寿为班主的吉安高腔班，既替人念经做法事，又为迎神赛会唱“坐堂戏”。

综上所述，应该是明正德嘉靖年间在契真寺晒经法会的期间，由外来艺人传入了弋阳高腔，进而由村民学生学唱后在契真寺法会的宗教礼乐仪式中形成了坐唱班，僧俗交融，不分彼此。

东河戏，从坐唱班衍生而来，坐唱班在契真寺的环境中形成，因此就有了“没有契真寺就没有东河戏”的传说。

【注释】

①《客家古镇田村》，赣县文史资料第十辑，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3年版，第15页。

②《赣县新志稿》，中华民国三十五年，赣县县志局编印，第130页。

③《客家古村田村》，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赣县文史资料第十辑，第3页。

东河戏，自2014年11月被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以来，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各种网络媒体等平台，关于东河戏的信息层出不穷。但是，由于信息内容良莠不齐，让读者倍感困惑、沮丧。究其根本原因，皆因文献史料的漏洞所致。

1952、1957年，包括20世纪80年代，赣县曾三次对全县戏曲做过专题调研，留下了1957的《初稿》油印稿，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戏曲调查》《文化调查》和《舞蹈调查》。但是，由于这些史料的内容，很多是源于老艺人的口耳传闻或是民间传说，抑或调查考证不实，形成了漏洞，这就直接导致了后续文献，在引用时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现就史料文献所涉及的相关问题，逐一进行分析考证，重大问题专节专述。

一、《赣县志》1991年版载：“《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东河戏，发源于江西东河（即贡水）流域，故名。渊源于明嘉靖年间赣县的清唱‘坐堂班’。该戏班于清初正式形成，唱高腔、昆曲，后陆续吸收二黄、西皮等乱弹腔，艺术遗产丰富，为江西省古老剧种之一。”①  

上述关于发源于江西东河（即贡水）流域的表述内容，应为江西赣州（或赣县）东河（即贡水）流域，“江西东河（即贡水）流域”无解。该戏班指什么班呢？字面上很容易让人误读为坐堂班，实际上是指清顺治三年成立的东河戏第一个班社玉合班。

二、关于扮故事

扮故事，作为一项具有影响的民俗活动，为什么在后续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呢？既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也少有传闻，难道不是本土的吗？当然，游演性质的可能性也有。庙会期间，请一个外来团体表演一番，短则十天半月，长则月余，热闹一下尔后离去，也很正常。如此看来，只能把扮故事当着外来团体来看待。

三、关于刘两全

关于刘两全，因为史料记载为刘仁全，当后续学者在追溯其生平时，导致了难以定论的困惑。《戏曲调查》“著名艺人传略”介绍：刘仁全（1554—1637），男，名一文，号两全，赣县睦埠人，东河戏第一班社玉合班创建人，濂东刘氏联修族谱166页载：两全生于明嘉三十三年甲寅九月十九日亥时，殁于明崇十年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巳时……少时博览群籍，以举子业自期，数奇不售（遇），改习经商，往来于南昌、金陵等地，乐善好施，不计较锱铢。

究竟是刘仁全还是刘两全呢？一字之差难以定论。但从族谱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刘仁全应该就是刘两全，至于20世纪50年代有艺人曾见到过冠有“刘仁全名号戏箱”的情况，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历史上隐匿真名，以字或号冠名的现象很正常。20世纪80年代，东河戏剧团曾派专人前往兴国的睦埠村，对刘仁全生平进行过调查，在睦埠的《敛东刘氏族谱》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找到刘仁全任何信息，只发现谱中有引张尚瑷（清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任兴国县令），所撰的《两全公墓志铭》中有刘两全的记载，云：刘两全生于明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殁于崇祯丁丑十年（1637）。

《研究》作者何厚伟先生，也曾于2017年4月，前往兴国的睦埠做过专门核查，发现确有刘两全，人称“一文公”，但族人却从未听说过有刘仁全这个人。当他在采访一位85岁高龄的刘明宗老人时说，小时候就见过玉合班来睦埠祠堂演出的情形，听说是拜祖师爷。他还说，每年我们这里有两个重要日子，就是春节和六月六的晒谱日，按照惯例需要请本地戏班来演戏，听说过玉合班是一文公创立的。解放前，田村杨梅一带的东河戏班社，每年开春一定要在此打八仙，不计报酬，免费演出三天，然后再去龙口、清溪等地演出。20世纪80年代，上面派人来村里查阅族谱时我在场，才知道是他创立的，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刘明宗老人的这段陈述，与《戏曲调查》所涉及同一主体内容比较吻合，可信度很高。

从《戏曲调查》关于刘仁全的信息记载，结合刘明宗老人介绍情况的分析，完全有理由相信，刘仁全就是刘两全。老人说的拜祖师爷，每年开春一定要在此打八仙，不计报酬免费演出三天的话，不是编出来的，与《戏曲调查》涉及内容可相互印证。结合刘氏联修族谱载：“少时博览群籍，以举子业自期，数奇不售（遇），改习经商，往来于南昌、金陵等地，乐善好施，不计较锱铢”的分析，刘两全有文化，有经济基础，符合具备从事组织戏曲活动的条件。从张尚瑷任兴国县令时为其所撰《两全公墓志铭》地分析，刘两全在地方应该属乡绅贤达之辈，口碑声誉都很好，否则，县令不可能无缘无故会为一个普通百姓撰写《墓志铭》，因此，刘仁全就是刘两全。

【注释】

①《赣县志》，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1年版，第529页。

《戏曲调查》第一章“综述”“赣县戏曲的起源和形成”“东河戏”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有兴国县凤凰庄（距田村三十公里）商贾谢国泰（此人信息多次查找未详），从苏州带回了一批昆腔弟子和戏箱，教习昆腔曲目演技，并在田村组建了一个以唱昆腔为主的戏剧班社“雪聚班”。然而，第四章的“著名艺人传略”述：“咸丰八年（1858），钟氏家蓄昆班移自故里白鹭，成为了赣南昆腔的种子。这一昆班渐与当地原有唱高腔的班社合流，进而在钟氏的扶植之下，由原来只供私家赏玩而渐向为东河民众演唱发展，不几年就已形成以唱昆腔著名的‘雪聚班’”。同一本书同一主体，出现两种结果，产生前后矛盾。

一、《戏曲调查》本身内容矛盾，没有说服力

    《赣县文史资料》第三辑的《东河戏》与《东河戏昆腔渊源及赣昆世家——钟崇俨、钟谷》的两文中，关于雪聚班成立时间与“著名艺人传略”相同，都把雪聚班成立时间定义在了咸丰的八年。可是，咸丰八年是钟崇俨的殁年，难道是钟崇俨在殁年的时间，成立的雪聚班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雪聚班成立时间的概念十分凌乱。

二、从昆腔传播时间看，顺治十一年成立的时机不成熟

《研究》引用《中国戏曲志·江西卷》内容载：“据吉安人士萧士玮《萧斋日记》，记载了明崇祯年间，吉安地区的泰和就有来自江浙等地的昆腔班社来演出，演出的剧目多为昆腔名剧，如《琵琶记》《绣襦记》等。”① 

该记载内容表明，崇祯年间，游演性质的昆腔班社已由北向南演到了吉安的泰和地区，如果要演到赣南的话，时间上应该会晚些或许就在清初。游演性质的演出才到赣南，你谢国泰就成立了雪聚班，这显然在时间逻辑上说不通，除非如钟崇俨把整个戏班带回。

《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江西巡抚郝硕“奉谕查禁戏曲奏折”云：“查江西昆腔甚少，民间演唱有高腔、梆子腔、乱弹等项名目，其高腔又名弋阳腔。……惟九江、广信、饶州、赣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碑（牌）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去。”② 

奏折的内容很清楚，境内有高腔、梆子腔、乱弹等声腔戏曲，昆腔则甚少。但是，界连长江、广东、福建、浙江的九江、上饶、抚州、赣州、大余等，有石碑（牌）腔、秦腔、楚腔等，属游演性质的时来时去。如果说，雪聚班是顺治十一年成立的话，那么到了郝硕奏折的乾隆四十六年，雪聚班已经长存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昆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等四大声腔，被史界视为明代南戏的代表，取代了北曲在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引领风骚数百年。如此名赫的昆腔，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奏折中竟会说“查江西昆腔甚少”？

雪聚班，如果是在顺治十一年成立的，那么它与玉合班所成立的时间，前后仅差八年，如此短暂的时间，在历史上完全可视为同一个时期，可为什么奏折中只有高腔等而唯独没有昆腔呢？这只能证明当时的赣南，根本就没有昆腔的存在，甚至时来时去的班社演出都很少。

《研究》引用《昆剧发展史·昆剧的支派》载：赣昆即江西昆剧，在嘉庆以后专业昆班活动很少。因为江西地区本是弋阳腔的根据地，昆班只有在家班的兴盛期占有一席位置。 如此看来，既便是到了嘉庆年间，昆腔也只能是在家班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关于谢国泰顺治十一年成立雪聚班的事件，应该是错误的。

昆腔在赣南的概念有两种：一是在家班中的出现，不面向社会，抑或游演性质的时来时去不代表昆腔在赣南的落地传播。二是专业班社的产生，如雪聚班落地赣南，面向社会传播。

三、缺乏成立的载体

关于谢国泰。

《戏曲调查》对谢国泰有多次查找未果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初，老艺人谢世源、刘欣绪等在兴国凤凰庄调查时，翻遍了谢氏族谱都查无此人。兴国县戏曲普查小组，也曾多次深入到凤凰庄查证，均一无所获。谢国泰之人也至今存疑。

《研究》引用《徽商与西商对戏曲的贡献》谈到：“商人和戏曲艺人有一种天然联系。”此话所揭示的是商人与艺人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商人为艺人提供经济资助，而艺人则为商人提供精神娱乐或是经营利用。谢国泰，既查无此人又何从谈起呢？商人？官宦？没有成立的基础条件。因此，谢国泰成立雪聚班的事件，完全就是个乌龙，经不起考证。更因其出自《调查》《赣县志》《戏曲志》而影响深远，误导了业界学术界半个多世纪。特别是在官方地志典籍和文献中的引用出现，让人无言以对，导致了后续学者在引用时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如：《江南宋城》第五章第一节《东河戏》：“清顺治十一年（1654），又从苏州来了一批昆曲子弟，在田村组建了以演昆曲为主的“雪聚班”（后改为“凝秀班”）”，“据传东河流域有一个富商，名叫谢国泰，此人在苏州经商多年，……在苏州买来一批昆腔演员带回赣县，并组成雪聚班……。”③《赣南客家艺术》第六章第二节“赣州东河戏”：“……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赣州的苏州昆曲班社一批艺人组成了唱昆曲的东河戏班，取名雪聚班。”④还有《江西戏曲文化史》等等。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对昆腔在赣南的传播造成了误读，对在江西的传播也形成了讹误，这个乌龙闹大了。

【注释】

①《中国戏曲志·江西卷》：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ISBW中心，1998年版，第114页。

②龚国光著：《江西戏曲文化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第119页。

③周建华主编：《江南宋城》，江西高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④张嗣司著：《赣南客家艺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