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戏的来路——徐教授细说明代戏曲藏书

可一人文讲座·第125期《明代戏曲藏书考论》侧记

8月29日下午，可一书店第一百二十五期讲座在可一实验剧场开讲。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徐子方教授以《明代戏曲藏书考论》为题，从书目著录入手，带听众走进四百年前的曲学藏卷。讲座甫一开场，他先抛出一个问题：戏曲藏书明明很重要，为什么通行的藏书史里几乎不提？
“古代的藏书大家受正统思想影响，不太重视戏剧和小说。”徐子方说，通行藏书史重视的是经史子集，戏曲偶有提及也“寥寥数语，不知其所以然”。而在他看来，明代恰恰是中国戏曲史的特殊朝代——今天所见戏曲的基本构架，正是由明代奠定的。他从宋元两代的滥觞讲起，勾画出一幅由宫廷、戏曲家、藏书家、刻书家构成的“四重藏书版图”。
讲座里最动人的，是那些藏在故纸里的名字。明初的严刑峻法之下，民间唱曲几乎沉寂，唯有皇权庇护的宫廷延续着戏曲的收藏；永乐时一部《永乐大典》，收戏文三十三种、杂剧九十九种，为后世留下南戏的孤本。而到了晚明，藏书重心自北向南转移，浙江一家独大：徐渭的《南词叙录》、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澹生堂，各成气象。徐子方讲到李开先时格外用力——“元代号称中国戏曲史上的里程碑时代，它的文献在哪里？就是李开先。没有李开先，就没有元刊杂剧三十种。”
散场时，有听众感慨，原来一部戏曲能传到今天，靠的是这么多双手的传抄与刊刻。《元曲选》让元人杂剧有了“续命之书”，《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二百四十二种里过半是孤本——它们的发现，当年曾震动学界。这些泛黄书页间的批校与印章，皆是时光遗落的韵脚。
这正是可一书店的理念：让书里的故事，继续在人与书之间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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