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文钱看西洋镜:老上海人看电影的“花头经”

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乍浦路用铁皮围了间屋子，内设250张木板座椅，取名“虹口活动影戏园”，上海人叫它“铁房子”。这是中国第一家正式电影院。冬冷夏热，雨天顶棚叮当作响，但票价便宜，普通市民看得起。

到了1930年代，上海电影院已经分出了头轮、二轮、三轮，清清楚楚。

头轮电影院，大光明、南京、国泰、大上海。票价5角起，沙发座椅、冷暖气、RCA有声系统。大光明1933年重建后号称“远东第一影院”，2000个座位，票价最低6角。花6角钱进大光明，不只是看电影，是“孵冷气”，是体面。1934年一份调查显示，头轮影院观众多为“商贾及中上等社会人士”。

二轮电影院，票价3角3分起。条件尽量模仿头轮，但便宜一大截。观众多是青年学生和普通职员，追求性价比。

三轮电影院，最低1角1分起。火炉代替水汀，电扇代替冷气，座位硬邦邦，银幕旧兮兮。观众什么人都，小贩、工人、学徒，各种纠纷也最多。

不是所有人都坐得起头轮的沙发。普通人有自己的办法。

前两天看中医名家陈存仁先生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里面就记载了作者小时候在南市通俗电影院看无声电影的情形，特别有趣：坐到银幕后面看反画面，所有动作都是反的，但票价只收3个铜元。正常票价是12个铜元，画面反了不要紧，反正没有声音，将就着看。

还有人专看“早早场”。五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习惯，最早那场最便宜，一角钱搞定。1956年红旗新闻电影院学生场票价仅5分钱。1936年卡尔登影院曾因黄牛倒票导致开售时只剩站票，有人就买站票进去靠墙看完。

那个年代就有黄牛了，上海话叫“打桩模子”。1936年卓别林《摩登时代》首映时，头等票被炒到三倍价钱，照样有人掏腰包。黄牛各显神通：有人发明“钟点票”，把一张票裁成四段分段卖；有人用褪色灵改票面，把白天票改成晚上场。最夸张的一次，黄牛把票卖到了外白渡桥，英国水兵、日本浪人、白俄贵族在桥头交换票券。

民国上海的电影院，除了放电影，还有很多“花头经”。

大光明的“译意风”是最出名的，外国片上画时，观众另购票戴上耳机，现场翻译同步传译。张爱玲的姑姑就当过“译意风小姐”。这项服务独此一家，也是大光明票价敢卖6角钱的底气之一。

各影院还有自己的规矩。国泰电影院不许带瓜子进去，怕嗑瓜子声影响别人。大光明有专门的休息厅，散场后观众可以坐在那里喝完咖啡再走。有影院推出月票制度，一个月看十场只要三元钱。

鲁迅住在虹口时，胜利电影院、融光大戏院都在附近，他是常客。日记里多次记下“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非，看电影”。张爱玲对国泰电影院有特殊情结，在《心经》《多少恨》里都写过这家影院。

据一份1934年的调查，普通市民每月看电影1到2次，每次花2角到5角。工人阶层更低，每月不到一次。但电影院的观众远不止体面人，舞女、妓女也爱看电影，常去一些比较昏暗的影院，买了票不一定是去看电影的。

1936年，卓别林途经上海，在梅兰芳陪同下到新光大戏院看马连良的京剧《法门寺》。东西方两大艺术巨匠同框，这排面，放到今天也是头条。

时隔百年，现在再会看电影行业在上海走过的路，恰恰是这座城市现代化的缩影。洋玩意儿进来，上海人接着，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日常。这是上海人的腔调，也是一座城市的包容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