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讨论戏曲为什么没落,总爱拿短视频冲击、娱乐方式多元化、年轻人不爱听戏说事。这些当然是原因,但都只是表象,不是病根。真正的病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种下了。那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一倒,后面几十年不过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那个年代,戏曲界开始流行一股歪风:打着“创新”旗号的妖魔化创作。问题在于,操刀的不是外行,恰恰是圈内人。当时广东潮剧两部戏进京演出,《张春郎削发》的剧本,由京剧知名导演萧某甲和地方戏知名编剧林某明负责修改;《丁日昌》的剧本,则交到了北京人艺的一位作家手里。说起来,个个都是懂戏的专业人士。可懂戏又怎样?他们手里攥着话语权,怀着的是狭隘的艺术胸襟,骨子里是文人相轻的那一套。地方剧种在他们眼里,大概就是需要被“提点”、被“改造”的乡下把式。好端端的本子,被改得面目全非,地方特色磨平了,人物逻辑崩塌了,最后端上台的是一盘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这就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不是外行指导内行,而是掌握话语权的“内行”,以狭隘的审美偏见,去肆意阉割另一个剧种的艺术生命。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没能合上。
创作端沦陷之后,紧接着是舞台呈现的全面溃败。服装开始盲目向话剧靠拢,写实倒是写实了,但戏曲最宝贵的写意美感荡然无存。演员穿着沉重的所谓“考古复原装”,连最基本的程式动作都做不利索,那还要戏曲干什么?导演手法更是群魔乱舞,什么先锋、什么实验,一股脑往台上堆,戏曲的虚拟性、程式美、以虚代实的千年传统,统统被当成落后玩意儿一脚踢开。说好听了叫改革创新,说难听了,这就是刨自己的根、掘自己的坟。
但最致命的,还是出在人上。之后各个院团选拔出来的那一批“领军人物”,你说他们完全没有本事吗?倒也不是。起步阶段,他们确实有灵性,也有想把戏唱好的初心。但他们身上缺了一样最要命的东西,而这样东西偏偏是装不来、演不出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老一辈艺术家那个年代,身上没有50年代初那批艺术家骨子里的纯粹。那种纯粹是什么?是把戏当命,是把台上的每一分钟当成对祖师的交代,是甘坐十年冷板凳、不把名利挂在心上的定力。
这种东西,需要环境来涵养,需要师承来传递。可惜的是,那个年代已经没有这样的土壤了。于是我们看到,当年那些被寄予厚望的苗子,一个接一个地被官场和商场这两口大染缸吞没了。有人开始热衷跑关系、混圈子,把钻营当本事;有人把院团搞成了自家的一言堂,顺我者昌、逆我者走。艺术探讨没了,溜须拍马成了主流。这还只是第一层问题。
更要命的事情发生在新世纪。当这批人自己需要选下一代接班人的时候,他们心里盘算的,早就不是剧种的百年大计了。选谁不选谁,第一标准不是艺术造诣,更不是人品德行,而是“跟我亲不亲”、“有没有利益勾连”。听话的、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哪怕唱念做打样样稀松、对剧种的理解浮皮潦草,也能扶上去、给名号、占资源;有真本事但不肯站队不肯同流合污的,对不起,再好的才华也一边凉快去。这样选出来的所谓新一代“领军人物”,后果可想而知:业务上,真功夫没学到几分,对剧种的理解浅薄得可怜;品行上,投机钻营倒是样样精通,争名夺利更是吃相难看。艺术不行,人品恶劣,这样的当家人接手一个剧种,除了加速覆灭,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
这就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溃败逻辑:文人相轻毁了剧本,歪风邪气毁了舞台,权欲熏心毁了人才,私心作祟毁了传承。每一代人都在为下一代挖坑,每一棒交接都让剧种失血更多。管理混乱、人心涣散、派系林立,当这些烂到根上的问题一层层传导下来,整个剧种早就被掏空了。
所以别总盯着眼下的惨淡叹气了。根子烂在四十年前,后面的花再想开得好,又能开到哪儿去?当年那些以狭隘胸襟操刀改戏的、在舞台上胡搞“创新”的、在名利场里迷失初心的、在选接班人时任人唯亲的,这一桩桩一件件,早就把戏曲的命运写好了大半。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不过是那个年代种下的因,经过一代代人的层层加码,最终结出的恶果。这才是我们面对这段历史时,应该有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