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慧斌《经典戏曲剧目的现代改编》讲座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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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五年，再次回到乔老师的课堂，亲切如初。此番带着创作中的诸多困惑重返课堂，只为寻求一份确证。作为一名青年戏曲导演，这次课程最触动我的，是乔老师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戏曲经典的现代改编，要实现从“写事”到“写人”的跨越。寥寥数字，背后却是创作思维的根本转向。

     传统戏曲常侧重于情节铺陈与道德宣教，人物易被简化为忠奸善恶的符号。这类模式虽有“高台教化”之效，但面对今日审美多元的观众，若止步于贴标签式的创作，便很难真正深入人心。

     乔老师以几个案例让我看到了何为真正的“写人”。豫剧《程婴救孤》将程婴从神坛请回人间——他承受失子、丧妻、蒙冤之痛，不再是完美的道德符号，而是一个会痛苦、会挣扎的真实的人。剧中连屠岸贾与赵氏孤儿也未被简单化：屠岸贾对孤儿的付出出自真心，孤儿在养育之恩与血海深仇间的犹豫，让人窥见活生生的人性。昆剧《公孙子都》则从因果报应转向心理悲剧，聚焦子都因一念之差射死考叔后的内心崩塌。“罪不在罚，而在于心”——他逃过律法，却逃不过良知。这份因耻辱心而生的悲剧，恰如麦克白，令人唏嘘。京剧《香莲案》新增的“夜访客店”一场尤为精妙：陈世美问妻问儿，句句劝离，不再是脸谱化的负心汉，而是一个在良知与欲望中挣扎的真人。

     乔老师还特别强调了导演手法的“克制”与“留白”。《程婴救孤》中程婴十六年的痛苦，不靠声嘶力竭，而是借童谣意象与安静的窒息感来传递；《公孙子都》结尾“后提反前扑”的高难技巧，将心理张力瞬间释放。这正是戏曲“写意”精神的体现——用最精炼的手段，传达最丰富的情感。

     作为青年导演，我深刻认识到：“写人”是戏曲现代化的核心命题。若今天仍在重复“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即便舞台技术再炫目，也无法与观众产生深层共鸣。戏曲的程式化与虚拟性，恰恰是表现人物复杂心理的独特武器。写人需要敬畏与沉潜——敬畏经典，沉入人物内心，去理解他的欲望与挣扎。乔老师提醒，许多创作眼高手低、浮于表面，这值得我们时时警醒。写人最终要回应时代：当戏曲触及普世命题，它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而是一面照进当下的镜子。

     乔老师的授课让我意识到：要让传统剧目打动今天的观众，不能仅满足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要敢于走进人物的内心——人性的复杂，恰恰是最真实、最动人的表达。我们要重视经典剧目的再开掘，深挖“戏中有，笔下无”的延伸空间，在创作实践中践行“守正创新”。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戏曲经典的现代改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乔慧斌教授提出的“守正创新”理念，让我找到了戏曲现代化探索的正确方向。

     过去，我曾一度认为戏曲要吸引年轻观众，就必须大胆引入西方戏剧理念和舞台技术，甚至不惜改变戏曲的本体特征。但课程中提到的八九十年代探索时期的经验教训给了我很大警醒。当时部分剧目为了追求先锋感，过度放大创作者的主体性，照搬西方象征主义、荒诞主义的手法，出现了“话剧加唱”、写实布景挤压表演空间等问题，虽然一时“叫好”，却并不“叫座”，更关键的是丢失了戏曲的写意美学和程式化精髓。

     乔教授以昆剧《公孙子都》和京剧《香莲案》为例，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高明的改编。《公孙子都》将传统武戏从单纯的技艺展示提升为人性悲剧，聚焦“一念之差”的道德困境和灵魂救赎，却丝毫没有背离昆曲的美学本体，反而通过高难度的技巧呈现强化了心理张力。《香莲案》则在传统公案戏中挖掘出“夜访客店”等“戏中有、笔下无”的新空间，赋予陈世美人性挣扎的层次，让人物从善恶标签中走出来，成为真实可信的“人”。

     我深刻体会到，戏曲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在尊重剧种特质前提下的当代诠释。每个剧种都有独特的唱腔体系、表演程式和审美趣味，京剧的文人色彩、豫剧的草根气息、花鼓戏的喜剧基因，都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作为从业者，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些传统“活”在当下，与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产生共鸣，而不是削足适履地“改造”传统。敬畏经典、立足本体、深挖人性、回应时代——这才是戏曲守正创新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