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济繁荣与市井文化的结合，以及对前人积累的各种故事素材的继承和进一步创作，这些都是明代戏曲能繁荣的原因。
第一，研究明代戏曲的发展，要注意宋元时代兴起的市井文化与文学样式
中国古代的市井文化，真正成形并壮大是在宋代。这与唐到宋之间，过去的士族体系的瓦解与凋零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作为文化垄断的士族凋敝，普通民众中的文化生活才得到发展，并且借助其中兴起的市井经济而日益壮大。
宋代市井文化十分繁荣，茶坊酒肆、勾栏瓦舍，有很多表演。例如“说话”艺术，在宋代就有四家：讲史、说经、小说和合生。（讲史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历史，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奠定了基础；说经是用通俗的语言和故事方式讲述佛经中的典故和人物；小说在这里指讲述脂粉灵怪公案传奇之类的故事；合生是一种即兴表演，颇类似后世的“相声”艺术）宋代话本小说，其通俗的语言及创作方式，给后世戏曲和小说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要素。此外，宋词发展与音乐的关系，也为后世戏曲发展提供了相关的基础。宋人作词用来演唱的情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有所提及：
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然大率徒歌而不舞。
我国的戏剧，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到宋金院本，逐渐发展到成熟。宋代时期的“院本”，就是戏曲表演的脚本。
金末元初，创作者们在唐代的变文，宋金时期的诸宫调等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结合话本小说等叙事文学和音乐，发展出了结合舞蹈、说唱和技艺表演等要素为一体的戏剧形式。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发展，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当然也与元代四方行商来往而形成的商业经济有关。商业经济离不开市井，伴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井文化也迎来了繁荣。元代杂剧与散曲的出现，就与市井文化中诞生的通俗文学有关。元代杂剧与散曲中含有大量通俗的字词和民间俚语，这也标志着过去以知识分子“雅化”文化为代表的文艺形式也开始朝着市井百姓“通俗”文化需求的方向前进。元杂剧分为“杂剧”与“南戏”。杂剧多在北方，南戏多在南方。元代创作的剧本数量很多，现存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不过内容有不少遗失的，很是可惜。当时从事剧作的作家，按照《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记载，就有二百多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进行创作的作家更多。元代戏剧演出频繁，观众也很多。
这些，都是明代戏曲繁荣的前提。
第二，明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的形成
宋元时代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代受到了一些挫折。一方面是元末明初战事更迭，一方面是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采取了一段时间的“重农抑商”政策。我国古代属于农业生产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农业生产创造的产值占到了国家各种生产产值的80%以上。农业生产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军事行动。因此，战乱平复之后，古代的统治者多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防止商业活动中存在的囤积物品和抬价的行为，然后用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不过，明初的经济政策还是在为稳定之后的商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例如让手工业者可自由工作，降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而取一”。随着时间推移，重农抑商政策也开始慢慢放缓。到了明代中叶，江南的苏杭一代，岭南的广州等地，已经是商贾云集。
由于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也就开始迅速壮大，这也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文学创作和接受。各种通俗的小说、戏曲也就应运而生。不少文人也开始走向了商业创作的道路，各种图书印刷的机构也先后出现。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小说《西游记》，目前能考证到的最早版本就是由金陵世德堂刊印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再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冯梦龙，他另有一个身份就是应书商邀请，编辑各种通俗文学作品来刊印的出版人。市民阶层的崛起，诞生出了明代的城市文化，这也影响到了士大夫阶层和不少知识分子。
第三，明代戏曲的特点与繁荣景象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传统中，诗文素来是雅文化的正宗，小说、戏曲被当作难登大雅之堂的产物。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城市文化的兴盛也逐渐影响到了士大夫阶层和不少知识分子。创作小说与戏曲，也就渐渐地不是太为正统文人当作什么丢人之事了。不过，这些有着很高学识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又使得明代戏曲作品整体较之元杂剧多了一些“雅化”的内容。
明代戏曲分为杂剧和传奇，题材多样，有爱国剧、神仙道化剧、爱情婚恋剧、直刺现实的剧、历史演义剧等，林林总总。作者众多，诸如贾仲明、沈璟、汤显祖、李开先、吕天成、范文若、王九思、徐渭等，甚至身为贵族的宁王朱权和周王朱有燉也在其中。
明代传奇主要继承“南戏”发展而来，也就是“明代传奇”。不过，明代前期演出的戏剧还是以元代承袭过来的杂剧为主。真正传奇剧形成繁荣期还是要到了明代中叶，以《宝剑记》《鸣凤记》，以及首次用昆腔曲调写成的《浣纱记》为代表的作品的问世。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和余姚腔，在南方众多地方声腔里脱颖而出。四腔流传广泛，受众很多，且地域覆盖面积大。《南词叙录》中对此有描述：
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唯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
这四大腔后来经过发展和改造，逐渐形成新昆腔。明代中叶往后，各种传奇剧本基本都是为昆腔而作。这也是为什么说，昆曲昆腔艺术是我国戏曲和文学的瑰宝。
明初的传奇还带有很浓厚的教化意味，明太祖朱元璋尽管对通俗文艺曾严令管控，但是他本人还是很喜欢这些作品。他就很推崇《琵琶记》，认为：
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明代传奇的创作也逐渐开始带有表现社会现实、抒发个性解放的意味。例如《鸣凤记》直陈当朝首辅严嵩之恶，据传王世贞请某地官员看此戏，该官员吓得都要离席而去，担心惹火烧身。再比如说《牡丹亭》《娇红记》等就突出张扬个性、批评封建专制的倾向。其中，尤以汤显祖在其“临川四梦”（《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中展示的“至情论”最具代表性。“至情论”以“世总为情”，有情人生最高境界为“至情”对礼教无视人的情感的桎梏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呼唤着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唤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
明代杂剧的发展势头不如传奇，不过也有不少佳作和作者。明初杂剧通常都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宁王朱权不但著有《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的杂剧，还作有戏曲史论与曲谱兼存的《太和正音谱》。周王朱有燉更是明代杂剧史上创作较多的作家。明代中后期杂剧的代表人物徐渭创作活泼畅快，勇于揭露、讽刺官场与市井中的不正之风。其代表作《四声猿》（《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和《歌代啸》开辟了讽刺类杂剧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