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往事|036|王金璐:回忆中华戏曲学校(六)
“四块玉”
北校初期，大师姐赵金蓉也是我们学校的“台柱子”。旦角戏差不多都是由她主演，到了大班的同学快毕业时，小班的同学还顶不上去。金校长看到这种情况，就想在小班里物色人才，接替赵金蓉。侯玉兰、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就是在这时脱颖而出的。由于她们演出多了，加强了舞台实践，表演艺术提高得很快，因此没多久，她们就成了蜚声剧坛的新秀。这四位名字上都有“玉”字的新秀，乍登台即发出晶莹闪亮的光泽，所以观众们亲切地称她们是中华戏曲学校的“四块玉”。在“四块玉”形成的时候，我已经是生行里的主要演员了，在台上我们合作机会多，在台下生活中的接触自然也比别人多些，一想起她们，许多饶有风趣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侯玉兰是“四块玉”中的“长者”,年龄最大，有个绰号叫“女侯爷”,她本应排在“和”字班，但因侯和兰不如侯玉兰叫着好听，所以就排在“玉”字班了。她性格安稳、娴静，嗓子好，适合演青衣，主要是学程派。她很可贵的一点是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例如她在学校学了程派剧目《鸳鸯冢》、《孔雀东南飞》、《贺后骂殿》等戏后，又马上去程先生那里请教。程先生演出，她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请老师带着去看。正由于她对艺术上有这种非常执着的进取精神，表演水平提高很快。她对待艺术实践更是严肃认真，我们合作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每次合作都很愉快。不过，也发生过一次事故，差点出了漏子。一次，我们合作演出《长坂坡》,我演赵云，她饰糜夫人，演到“跳井”时，我忽然发现她外衣上的纽扣没解开。我心想，糟了，这下非砸锅不可。当时在台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时台前没有乐池，离观众又近，怎样才能告诉她呢?我正急得不知所措时，只听她念道：“将军你看……”按要求，我应当顺着她指的方向朝右边看，但我也顾不了这些了，向右看了一眼，马上又转过头来向后看，低声告诉她“没解纽扣”,就听她“噢”了一声，想必是听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已经起锣鼓了，她踩着锣经已经走到用一把椅子代表的井那边去了。怎么办?我到底是抓不抓帔，如果不真把帔抓下来，只抓一下，没抓住，她还是跳井了，也还合于情理，那我就在台上比划一下算了；又一想，不行，观众全知道这里有个“抓帔”的绝技，这次突然没有了，那不是故意找观众要倒好么!我一狠心，抓吧，管它下得来下不来呢!不料，我伸手一抓，真抓下来了，我挺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演完这场戏，一进后台，就看见她在边上等着我呢。见了面，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哎呀，吓死我了!”原来，她听到我的提醒，一着急，用尽全身力量，使劲儿把纽扣给揪开了，她说：“我想，就是把行头毁了，也不能当场出丑，把戏演砸了!”这件事，虽然没造成演出事故，但侯玉兰却铭记在心，引以为戒，直到她爱人李少春同志故去后，我去看她，那时她也病倒在床，我们又已经许多年没见面了，但她一见到我，马上就想起了那次险些出现的事故，就冲我喊了一句《长坂坡》里赵云的台词：“马来呀!”侯玉兰师姐是带艺进校的，所以比我早些毕业。毕业后，上海来约她去演出，临行前，金校长嘱咐她说：“咱们是中华戏曲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女演员，要珍惜咱们的荣誉。上海是个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不要染上坏习气。”她在上海的一个多月中表现非常好，不参加邀请个人的饭局、宴会，只参加集体活动。她也很注意衣装打扮，一直穿的是蓝布旗袍，所以上海报刊上称她为“布衣女郎”。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虽然她已脱离了戏曲学校，但金校长对她仍很关心，她回京时，金校长特意让学校的全体学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我是大会主席，上台致词时表示：“欢迎为学校增了光的大师姐胜利归来!”这次盛会，金校长和老师们都参加了，欢迎了她，也教育了我们。李玉茹是“四块玉”中的佼佼者，艺术全面，梅、尚、程、荀四大名旦的戏，她都能演，可以称得上文武全才。因为金校长爱才，所以对她也另眼看待，当时有人就说：“男生里，金校长最宠爱王金璐，女生里最宠爱李玉茹。”其实，她和我一样，没红以前，也是尽演小零碎，正象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的那样。为什么她的舞台经验多?因为演配角戏多，什么戏都少不了她，所以舞台实践的机会多，许多经验都是从打零碎中得来的。我成名比她早，我已经演了许多大戏了，她还在打零碎，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给我配戏，例如，我演《战太平》里的花云，她演夫人；我演头、二本《洗浮山》里的贺天保，她也演夫人；我演《南阳关》里伍云召，她还是演夫人。尤其是我俩演的《平贵别窑》,因为我们都认真做戏，所以最受观众欢迎。金校长也特别爱看，他常常操着浙江口音评价我们这出戏是“表情逼真”。大概是因为表情逼真的缘故吧，曾因此与观众发生过一次摩擦。当时有位热心的观众，名叫俞勋，很喜欢看我们的戏，有时还在报刊上发表些观感之类的文章。一次，我们在吉祥演出《平贵别窑》,他也来看了。当我们演到分别时，有个薛平贵为王宝钏擦眼泪的动作，表示依依不舍的意思，这位观众在台下大喊大叫地嚷嚷：“像真的，像真的。”我一听就火了，觉得有点伤害了自尊心，认为他这是起哄，是对我们演员的侮辱。那时，台口离着观众也近，临下场时，我轻轻向他说了句：“你等着我的……。”到后台我匆匆洗完脸，顺手抄起一根鞭来，走到通向前台观众席的门口，我叫他出来，准备和他打架，他光冲我嘻嘻哈哈地笑，可就是不出来。老师看见了，批评我一顿：“人家为你叫好，你怎么能打人哪?回去。”又过了好多年，我和俞勋在北海大桥见面，又提起这件事，两人都觉得怪有意思的，站那儿笑了半天。我们俩演《长坂坡》,也有过一个笑话。也是在井边，糜夫人用手一指说：“曹兵又杀来了。”她指完后，应该转身、弯腰，把拖在后背的“线尾子”(表示女性长发的装饰物，系于大头下面，因形如马尾，故此得名)顺溜到前胸。赵云向右一看，发现没人，再回头左觑，发现糜夫人已到井边，急忙上前去拉，抓住帔的后领往下拽，糜夫人把稍有倒剪的双臂就势一提，帔就被赵云抓下来了。那次在广和演出，李玉茹用手一指后，转身，弯腰，“线尾子”刚溜过去，可一扬头，“线尾子”又回到了背后。我一手抱孩子，一手无法拨开“线尾子”,时间又只是那么一刹那的功夫，我心里一慌，一把就抓住了“线尾子”,往下一拉，连大头一起都被我给抓下来了，她在前边大叫一声：“哎哟!”我怕她从椅子上摔下来，往前一拦她，她坐到了台上，我也跪下了。再一看，她露出了剪着短发的学生头，迎来一个少有的大倒好。她站起来，哭着跑下去了，我这场戏也没演好。到后台，我直向她道歉：“都怪我!都怪我!”她更是嚎啕大哭。后来老师把我们一人骂了一顿。从这件事中我们都吸取了教训，背后练了不少私工，以后再演出时，我们配合得严丝合缝，抓完帔准有一个满堂彩。白玉薇是另一类型的人，性格比较文静、内向，平时话不多，但很聪明，青衣、花旦都学了，她的表演很雅致，不俗气。她是怎么进中华戏校的呢?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呢。有一阵儿我们去王瑶卿老师家学《武昭关》,我的伍子胥，正巧白玉薇也在那儿学戏，遇到的次数多了，慢慢都熟了。有时常在一起聊天，她问我戏校的情况，我就把怎么学戏，怎么上课，甚至怎么挨打的事儿都告诉她了。后来，她对我说她也想考戏校。我还直劝她，叫她别来，有的老师打人厉害着呢，连我都受不了，女孩子更不行了。谁知，过了没多久，她真来了。她这一来不要紧，学校就传开了，说什么“王大爷那儿的那个白玉薇，老爱和王金璐聊天，她考咱们戏校，是冲着王金璐来的。”其实哪儿有这么回事啊!不过，在学校那一段，我们关系不错，主要是因为我得求她教我英语。白玉薇的父亲是外国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教我们英语的胡倩老师虽然挺喜欢我，老给我买吃的东西，可是对我又特别严格，别人不会还好说点，我要是不会，她是非打不可。我也害怕挨打呀，背后也得下点私工。我要是有其它课没学好，老师、同学都能帮助，唯独英语，老师里也没一个会的，没辙，只好找白玉薇教我。记得，那时候，她老爱吃水果，一找她，我就先说：“你又吃orange(桔子)哪?”或是说：“你又吃apple(苹果)了吧?”她演的戏也好，象《芦花河》、《女斩子》都很出色，很得内外行观众的好评。翁偶虹老师还专门为侯玉兰、李玉茹、白玉薇写了一出新戏《三妇艳》,三个人靠着自己的发挥创造，塑造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女性，演出效果极佳。李玉芝是“四块玉”里最小的一个，不光岁数小，人长得也小，但嗓子好，我老叫她“小孩大嗓”。她主要是演青衣戏，而且唱得声情并茂，《探寒窑》、《武家坡》里的一段慢板，能唱得催人泪下。她最用功，常练私工。有一次，夜戏回来，天色很黑，我走过校长室门口时，有个东西绊了我一下，细看是个人，我问了一句：“谁呀?干什么呢?”原来是李玉芝在练功呢。当时也没理会，后来我发现，她早起练，夜里练，就是在戏园子里到后台还练，我才知道她在练私工呢。我在男生里“卧鱼”最好，有一次，她就问我，趟马里的三转身，蹦起来后的“卧鱼”应当注意什么?我就告诉她，应当哪儿抬腿，哪儿使劲，怎么样倒腿，怎么样翻身，卧下去了以后，怎么样往起提腰。我给她说了以后，她还真练，过一段还找我，让我给她看看有长进没有。过了没多久，侯玉兰和李少春结婚了，婚后她很少演出。“四块玉”里缺了一块，有人就把张玉英给添上了。张玉英为人朴实、忠厚，只演青衣戏，别的不动。后来，由于她家庭有困难，入校不到八年，就提前让她走了。本来戏校是不许中途退学的，但她确有困难，还是值得同情的，这也是金校长在治校上机动灵活的一面。戏校停办的前前后后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从一九三○年六月筹建到一九四一年宣布解散，十年多的时间里，全盛时代是最后五年。大师哥、大师姐们已经快毕业了，我和侯玉兰、李和曾承担了“挑梁”重任，由于演出多、戏码多，在社会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号召力，常常是水牌子往出一挂，戏票随即抢购一空。有一个时期，学校与吉祥、中和、广和三处园子，前后连续订立了三年演出合同，这个时期，我们天天有演出，常常换新戏，更加受欢迎。有一批爱看“孩子班社”演出的观众们，包下了许多专座，只要是我们演出，戏票就得留出来，他们来不来看戏都照样付钱。许多报刊都开辟专栏，每天发表文章，除了评论演出的优劣、报道演出动态外，甚至谁置了一套新服装，绣的是什么花都介绍得一清二楚。这种盛况，就是那些以蜚声剧坛的戏剧大师挂头牌的“大班”也难相比。一则，他们演出少、新戏少、剧场不固定；二则。他们的阵容没有我们学生整齐。本来能与我们学校分庭抗礼的是富连成的“盛”字辈，“盛”字辈出科走了之后，“世”字辈的李世芳、毛世来等，和中华戏曲学校展开了一场“鱼肉之争”。所谓“鱼肉之争”,指的是两个“小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唱对台、互相争夺观众的事。那时，富连成科班在鲜鱼口内的华乐园(今大众剧场)演出，我们在肉市里的广和楼(今广和剧场)演出，两个剧场相距不足一里地，两个“小班”的人就互相刺探情报，打听消息，然后安排戏码，对着干，都想挤垮对方。富连成演《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我们演《火烧红莲寺》;他们演《龙凤呈祥》,我们演《平阳公主》。正当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当时北京的《立言报》发起了一次“童伶选举”,更为这场“鱼肉之争”增添了热闹的气氛。“童伶选举”的被选对象，必须是正在坐科的学员，实际上只有富连成科班和我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有学员。投票的截止日期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公布选举结果：李世芳得票最多，一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张，当选为“童伶主席”。下面有生、旦、净、丑四部的冠亚军：我被选为生部冠军，得票一万零九百二十二票，亚军是叶世长(即叶盛长),第三名是黄元庆，第四名是傅德威；旦部冠军是毛世来，得票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张，亚军是宋德珠，第三名是侯玉兰，第四名是白玉薇；净部冠军为裘世戎，亚军为赵德钰，第三名是洪德佑，第四名沈世启；丑部冠军为詹世辅，亚军为殷金振，第三名是艾世菊，第四名是赵德普。并订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发奖。金校长说：“你们身份是学生，不是什么伶人，社会上已经知道了咱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有九个人得了奖，这就可以了，我看奖就不用去领了。”后来中华戏曲学校的获奖者就都没有参加发奖仪式。在这次“童伶选举”之后，李玉茹师妹“破地而生”,李玉芝也紧随而起，接续了即将毕业的师姐的演出位置。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声誉是蒸蒸日上。再加上我们有金校长、翁老师等几位剧作家给我们编新戏，又是男女同台演出，观众更为踊跃，几乎是场场客满。但是，好景不长，谁能料到，有着这么一大批知名的好教师、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戏曲人材、在社会上有着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没过几年竟会宜布解散呢!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毕业之后，我们学校，虽然“德”、“和”、“金”三班的学员陆续毕业走了一批，但是，还有几个主要的小同学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因此学校并未大伤元气，演出质量也未降低，剧场效果也不差，收入还算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上午，金校长召集全校教职员工开会，宣布：因资金不足，无法维持大家生活，学校停办，请大家各奔前程。这个消息使我们非常惊奇。直到前几年遇见了金校长的长子永祁同志，我才知道了学校停办的真相。原来，“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北京，曾想接管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金校长和程砚秋先生听到了消息，连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思来想去仍是一筹莫展，最后决心解散学校，以示不与侵略者为伍的民族气节。第二天，他们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大家公布了停办学校的决定。当日本人又来纠缠时，人员已遣散，财物已处理，他们只有站在校园门口望洋兴叹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开办的时间不算长，前后两任校长不过是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共培养出三百多名学员，为京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有一种惋惜的感情袭上心头。自四十多年前分别后，有的同学连一次面都未见过，如今回忆起来，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实在是一件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