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往事|034|王金璐:回忆中华戏曲学校(四)
初露锋芒
在校学习期间，一些同学就已脱颖而出，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像宋德珠师兄扮相很媚，身条、腰身比女学生还苗条，看着就让人喜欢。他的跻功最好，出手也是一绝，而且又稳、又帅。我们接触很多，与他合作的戏有《夺太仓》、《取金陵》、《翠屏山》、《宏碧缘》、《刺巴杰》等。他毕业离校后，最出色的是李金鸿，他也有德珠师兄的特长，但他不是媚，而是俊，双眼皮、杏核眼，看着就那么精神。李和曾嗓子好，小时候嗓子很甜，现在虽然六十多岁了，但音色还是那么好，调门也不比年轻时低多少。我们那时候排戏，是师哥们排中间儿的(主角儿),我们来两边儿(配角儿)以后到我们排中间儿的时候，师弟们来两边儿的。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是从边儿上到中间儿，没有不会的活儿，最后一比，谁好谁就来中间儿的，这样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人材，学生们也服气。我与和曾一起来过靠将、兵，也就是武行。《战宛城》里我们俩一人扮一个削刀手。后来他演了正戏《哭秦庭》,他的申包胥，我的伍子胥。他唱《斩黄袍》,我来高怀德。几十年来我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我和王和霖同岁，经常合作演出，关系也特别好。那时我们戏校的五个班是混着排戏，小班的主角到了大班也得先来配角。这也有个好处，配角戏质量高。比如大师哥们排《青石山》,王和霖演吕洞宾，我演关羽。我们小班里演戏，开始我以文戏为主，如：《无底洞》里我演托塔天王李靖，《龙虎斗》里我演赵匡胤，都是用唢呐伴奏，当时我嗓子调门最高，唱“乙”字调，没有嗓子成吗?唢呐戏几乎我全包了。我还演过老旦，《四郎探母》我来过佘太君。以后我偏重演靠背老生戏《战太平》、《定军山》等戏时，和霖仍专演文戏，但那时我们合作机会也还很多，如《群英会》,他是前鲁肃、后孔明，我是前孔明、后鲁肃，《华容道》再赶个关羽。《四郎探母》,他的四郎，我的六郎。《盗宗卷》,王金璐(十七岁)时饰《美人鱼》中之伦贵福他的张苍，我的陈平。《珠帘寨》,他的李克用，我的程敬思。后来我演武老生戏和武戏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如《长坂坡》、《九江口》、《求贤鉴》等，文戏不演了，与和霖也就分道扬镳了。可是，我们常常是轮流演大轴，所以社会上认为我们俩各有所长，称我们为“戏校二王”。焦校长看我们有培养前途，就让我们拜马连良先生为师。拜师仪式很隆重，各界名流齐集一堂，一切费用都是学校出的，足见学校和焦先生对学生是多么下心思。不过话又说回来，让我出钱我也出不起。为了拜师还特地给我们做了袍子马褂，本来我们是穿中山服、戴大壳帽的，都是洋学生的装束，这回为了适应传统，也只好改了服装。在校期间，我们演出很多，跟吉祥戏院订合同，一订就是日场一年。其间也去华乐、广和等园子演出夜戏，偶尔还唱唱“堂会”。那时候是一边学，一边演，两不耽误。戏校的时间安排得很好，学戏、学文化、练功、演出井井有条。这个管理经验，今天看来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学生们学得多，演得多，掌握的也就多了，老不演，老不熟悉，怎么记得住呢?学生演戏时，老师把场，把不对的地方记下来，回去再给说，这样能不提高吗?大量的演出活动，使得戏校的学生名闻社会，不少人都是在戏校时就红了，老话叫“科里红”。报界对这些“新秀” (那时还没这个词)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大力宣传，我们管这个叫“捧”。我们那时候，天天演戏，只要成绩出色，没等你毕业，外地剧团就慕名来约角儿，刚一毕业就有地方了。手足之情
戏校里有几位同学是一家子的、弟兄俩的不少。如李和曾、李和宝，袁金锦、袁金凯，陆德忠、陆德昌，许德青、许德贵，王德昆、王德俊，赵德普、赵德勋，肖和鸣、肖和翔，宋德珠、宋金声，何德励、何金盘，萨和成、萨和章，朱金琴、朱玉安，张金梁、张金柱，贺玉钦、贺永瑛，叶和来、叶和辛、哥仨的有程玉焕、程玉仪、程玉俊。姐弟仨的有赵金蓉、赵玉声、赵金钟。姐妹俩的我印象中只有黄玉若、黄玉芳，她们是雪艳琴的侄女。最后结成伴侣的好象只有一对：林金培、郑永蘅。其实在学校时同学们都好像一家子，虽然偶尔闹个小别扭什么的，但感情都很好，真是情同手足。大师姐冯金芙是带艺进校的。她父亲是戏校教小生的冯惠霖老师。金芙师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可是印象中她很老成，的确象个老大姐。她对师弟师妹们都很关心，有时我们衣服破了，她把我们按在那儿就给缝好了，缝完了兴许还打一下屁股，警告我们心疼衣服。她的吃食总是留着，我们馋了，就找她要去。现在想来，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么懂事，真是难得。金芙师姐后来嫁给著名小生演员姜妙香先生，结婚后就谢绝舞台了。还有一位师妹叫吴玉蕴，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可是提起她后来用的名字您准知道，她就是现在北京京剧院的著名演员吴素秋、她是玉字辈的，那时候又黑又小，但长得很秀气。她当了小班的班长，我有点气不忿儿，存心刁难她，想考考她。因为她小时候挺调皮，也气人着呐。我在黑板上写了“忐忑”两个字，问她念什么,她说不知道。我就得意地把她损了一顿，把她气哭了。那时候，淘气点的大同学也欺侮小同学，现在想起来也怪可笑的。后来，她提前离开了学校，投身于舞台，在实践中她的艺术进步很快。我还有两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一位是何金海，一位是袁金凯。何金海小时候特别淘气，在学校合影时，他就不好好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甲二班的，学武生。他脑子好使，每出戏连群众角色都记得非常磁实。现在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前一段中国戏曲学院排戏，每个老师教完自己负责的角色后，最后都是由何金海“攒总儿”,串成整场子，排成全戏，文、武场面也都由他交待。袁金凯那时候又瘦又小，我们都叫他“小凯”,他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总那么腼腼腆腆的，可一到台上就变得生龙活虎。解放后任山东戏校校长，可就在我开始准备写这篇回忆录时，他病故了。记得我结婚时，还是他“押轿”接的新娘。他很文静，是李苦禅先生的学生，画一手好仕女画。李德彬是我们师兄，外号叫“李谱”。他象个老学究儿，表情老是那么严肃，从小时候就爱打扮，好漂亮。脚上穿一双锁着狗牙边的布袜套，外面再穿一双丝袜子，走起路来总迈方步，显得谱儿挺大。他是唱小生的，对我们师弟很谦让，演完戏总是不慌不忙地打扮好，最后出来。他爱抹雪花膏，不久影响得我也抹起雪花膏来，这就违反了学校的禁令，老师发现后，当众数落了我们俩一顿。并不是我提到的同学就是关系好，没提到的就不好，我们大家关系都非常好，只不过我对这几位同学的事记得清楚一些。文化课老师
我们白天上戏园子演戏，饭就在戏园子吃，由大师傅送饭去。其实不过是一人四个馒头，一块咸菜。演完戏回校吃晚饭，八点以后上文化课。课程有国文、算术、戏曲史、历史、地理、外语等。我们的国文老师叫华粹琛，解放后曾当过天津市戏曲学校的校长，又是南开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教授兼戏曲小说研究室顾问，他对戏曲非常熟悉。因为工作忙，他辞去了戏校校长职务，但仍是天津戏校的顾问。他是满族人，瘦高个儿，白净脸，大伙儿送他个外号——“华大褂”,也叫他“挂搭扁儿”(蝗虫的一种),影射他的瘦长身材。由于我小时念不起书，也不爱念书，在戏校又是学武戏的，所以对文化课不太重视，而且还淘气，华老师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华老师很忙，教我们的时间不长，就把教课任务委托给他的同学吴晓铃老师了。吴晓铃老师当时是北大有名的才子，学生时代就已锋芒毕露，发表过不少文章。他到戏校之前曾对华老师说：“我没教过戏曲学校的学生，您得介绍介绍经验。”华先生就向他介绍说：“没什么特别的，教什么内容你自己考虑，不过戏校学生淘气，不服管，只要你能把王金璐治服了，要打先打他，这个班就好管了。”偏偏吴先生来了后，我居然没挨过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吴老师教课机动灵活，重在引导我们的学习兴趣。当时我们正学《五人义》,他就结合戏，给我讲了《五人墓碑记》。我们学《麒麟阁》时，他就把曲子抄在黑板上，一句→句地讲，甚至把成语的出处，也讲的很详细。这些都与戏有关系，我学习积极性就高，学习好了，当然也就挨不了打了。通过学文化，加深了对剧情、人物的理解，使我在业务上提高得更快了，所以慢慢对文化课的学习也重视了。现在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吴老师已经七十岁了，每当我遇到了书本上的疑难，也还是去请教吴老师。也可以这么说，在戏校学文化使我尝到了学习的甜头。教英文的是胡倩老师，她打扮得非常时髦，旗袍，高跟鞋，新式发型，长得也漂亮，由于她常穿五颜六色衣服，皮肤白皙，学生们就叫她“江米人儿”。她很喜欢我。她有辆包月车，每星期六都让拉车的给我送来好多吃的，一拿就是一大堆。我吃不了，过去我老吃别人的，现在自己也有人送吃的了，就分给大伙儿吃。她所以给我买吃的，是喜欢我聪明。就因为这个，很多人都说我是她的干儿子，她也没表示反对，这就等于默认了。可是越是这样，她打我越厉害，因为她怕人说她偏向。那时候我不用功，光想学戏。她呢，恨不得让我马上把英文学会。我虽然挨了不少打，但英文却没学会多少，现在我只记得三句话：“This is a book.”(这是一本书。)“That is an apple.”(那是一个苹果。)两堂文化课下来，天就很晚了，大家熄灯睡觉、第二天一早还要练功呢。当时戏校对文化课抓得紧，时间又安排得好，学生们学戏、学文化都没耽误，我今天能粗通文字，还真得感谢那些文化课老师们的教导。学生们提高了文化水平，增强了艺术修养，也就加深了对戏本身的理解，甚至还能搞点导演、创腔什么的。像孙玉祥、费玉策、储金鹏等都是这样。他们既能说，又能演，编个戏，导个戏，创个腔，拿起来就干。这几位都被认为是说话比较损，爱挖苦人，其实也就是他们看问题比较准确，批评人也尖锐，说什么都一针见血罢了。储金鹏长得黑，大伙儿叫他“印度小生”,也叫“储印度”,过去他还唱过武花脸，一打一个抢背，利落的很。孙玉祥虽然是唱老旦的，但也能翻跟头。因为戏校不分行当，都要从基本功学起。毯子功、把子功，哪样儿不练也通不过。孙玉祥现在北京京剧院一团工作，储金鹏现在河北省戏校任教，费玉策在江苏省戏校教课。储金鹏、费玉策当时与各报馆有“秘密”联系，常把学校的“内情”透露出去。报上经常登载戏校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写的，你想没文化行吗?后来老师查出了费玉策，关了他的“禁闭”。我们给他送饭时还唱着戏开玩笑，有人唱《六月雪》的“探监”,我和李和曾、高德松几个同学给他送饭时，还唱《溪皇庄》褚彪送饭。一提起周和桐，您就会想起胡传魁的形象吧?不过他可不像阿庆嫂所说“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他精着呢，而且脑子特别好使，记忆力强。他的特殊才能是博闻强记，关心国家大事，看了报上的东西记得一清二楚，什么事让他一说，有头有尾，活灵活现，谁想知道点儿犄角旮旯的事儿都得找他问。很多那时报纸上的东西，他现在还记得。大伙儿送他一个外号“周全知”。他知道的东西多，这也是文化课的功绩。李洪春老师教我演红生
在学校时，很多人都知道我最喜欢演关老爷戏，也就是扮关羽的红生戏。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嗓子好，爱唱高调门的腔，关羽唱的有几出是吹唢呐和笛子伴奏，我这条好嗓子亮得出去，心里痛快。再有，关羽的扮相好看，穿戴上后觉得能“提份儿”,有气派。我第一次登台演的是《青石山》里的关羽，这个关羽是位神仙，光坐那儿死唱不动弹，觉得不过瘾，就央告丁老师，请他教我一出关老爷戏。他还真答应了，没过多久，就教了我《白马坡》、《诛文醜》,演出后，效果不错。我还想多演点红生戏，就又磨丁老师，请他再教我一出。丁老师说：“行了啊，你等他本人教你得了。”丁老师说的“本人”,指的就是李洪春李老师。我听完后就去找金校长，我说：“金校长，我想学关老爷戏，丁老师说，得请李洪春来教，您派人去把他请来得了。”一来金校长喜欢我，二来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目的还是为了学戏，他也就答应了。没过多久，李老师果然来了。李老师第一天到校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他穿着长袍、马褂，胸前挂着一条金表链，神气极了。他给我们讲了讲话，他说：“只要你们好好学，我就把我这点玩意儿全教给你们。”我一听，心里就别提多高兴了。他教我们的第一出戏是《走麦城》,我演关羽，傅德威的关平，周和桐的王甫，程玉焕的周仓，王和霖的廖化，洪德佑的徐晃，肖德寅的吕蒙，可谓阵容整齐，搭配适当。李老师本来就是老丁先生(丁永利老师的父亲)的徒弟，他与丁老师又是把兄弟，他行十，丁老师行五，哥俩儿关系很不一般。李老师可能受了丁老师的影响，所以对我也是另眼看待。另外，丁老师教我的《白马坡》,完全是按照李老师的路子，再按这个路子跟李老师学《走麦城》,当然很顺利。我学得很快，没多久就学会了，学校就计划着给我置行头，安排演出。后来一算光做服装就得花许多钱，比如前半场要穿浅黄色的靠，盔头、靴子也得是浅黄色的，后半场又都得改成绿的。李老师摆摆手说：“先别做了，瞧瞧这小子唱得怎么样吧，要是唱得还行，再做也不迟。现在上台先用我的吧!”我记得，第一场演出是在前门外的广和楼(现叫广和剧场)。报上一登“李洪春先生亲授、王金璐主演《关羽走麦城》”,轰动了北平市，剧场爆满，座无虚席。我想，观众既然如此捧场，我就得卖卖力气，也得给老师露露脸。别说，那天效果还真不错，不过也吓出了我一身冷汗。捡场的一挑帘，我上场一露面，就迎来了一个热烈的满堂彩。我那会儿才十六岁，可演的是近老年的关羽，戴的是糁髯口，当然也不懂什么“体验”、“体现”的，反正我知道不能太冲了，得悠着点劲儿、沉稳点儿，走到台口，刚要正冠、搂髯，台下又是一阵彩声，吓了我一跳，是不是给我叫倒好呢?怎么回事?我没错啊，真要是给我叫好，这叫的也不是地方啊。这下可把我弄毛了，虽然我还是不动声色的往下演，但心里一紧张，这汗可就下来了。等我打完引子，往里转身一看，这才明白，原来李老师到台上为我把场子来了。台下观众，是为李老师喝彩哪。那会儿舞台上可以站人，把场子、看戏都行，当然了，也不能多站人。有李老师在场，我心里更有底了，忘了也不要紧，有老师给顶着呢。紧张的心情一放松，胆子也就大了，精神上没负担，台上就更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演完后，我自己觉得不错，大家也都说我演得挺成功，最让人高兴的是，我听李老师对管演出的老师说：“这小子行了，给他置行头。”从这以后，李老师更喜欢我了，一连教了我好几出关老爷戏，还教我演了南方常演的《九焰山》(《徐策跑城》)、《扫松下书》等戏。后来我到上海与周信芳先生合作时，我告诉他我也会这些戏，他很奇怪，岂不知，我小时候学戏学的快，所以会的戏特别多。直到现在，李老师还常说：“我这些学生里，学戏最快的就是王金璐，他能像聊天似的就把戏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