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雨。
临川城外的玉茗堂里，我躺在竹榻上，听见雨点砸在芭蕉叶上，一声接一声，像极了科场放榜时，我咚咚咚的心跳——只不过现在，心跳已经慢了。
五十七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天，五岁的我被我爹抱在膝头。他指着满屋子的书，用一种近乎庄严的语气说：“显祖，咱家四代读书人，到你这里，该出个进士了。”
五岁的我，还不懂什么叫“进士”，只觉得那些书卷的墨香味，混着雨水的潮气，钻进鼻子里，好闻极了。
我奶声奶气地背了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我爹眼眶红了。
村里人都说，汤家那小子，将来必入内阁、做宰辅。
我信了。
谁让我五岁就能属对，十二岁就能写诗，十四岁就进了县学，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呢？
那时候的我，走路都带着风。
可我哪知道，命运这玩意儿，最喜欢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狠狠地给你一巴掌。
隆庆五年，我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城。九门大开，车水马龙，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官味儿”。我站在正阳门外，深吸一口气，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为这城里的一号人物了。
会试那几天，我住在一家叫“高升店”的客栈里——这名字多吉利啊。
考完最后一科，我回到客栈，店小二满脸堆笑地凑上来：“汤相公，今儿考得如何？”
我拍了拍肚子：“全在这里头了。”
店小二竖起大拇指：“一看您就是大富大贵的面相！”
我哈哈大笑，扔给他一块碎银子。
发榜那天，我起得比鸡还早。
穿戴整齐，连帽子都正了三遍，然后迈着方步往贡院走。
远远地，就看见那面黄榜前，黑压压围满了人。
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有人气得撕了折扇。
我挤进去，目光从榜首往下扫——
没有我。
再扫一遍——
没有。
第三遍——
还是没有！
我的手开始抖。
旁边一个四川来的考生，一把抱住我：“兄台，你中了没有？”
我摇摇头。
他哇的一声哭了：“我也没中！咱们同病相怜啊！”
我被他的眼泪溅了一脸，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不是我不行，是今年题太难了？
回到客栈，店小二看见我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问：“汤相公，没中？”
我没说话。
他叹了口气，端上来一壶酒：“小店请您的。”
那晚，我一个人坐在客栈的天井里，喝光了那壶酒。月光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如那张空白的榜。
可我不知道的是，这张榜上，根本没有我的名字，是因为——我的名字，被人从另一张纸上划掉了。
三年后，万历二年，落榜。
三年后，万历五年，名落孙山。
三年后，万历八年，我又来了。
这次我学乖了，提前两个月进京，租了一间清净的小院，日日苦读。隔壁住着一个陕西来的考生，姓王，比我大十岁，人很豪爽。
他说：“兄弟，我觉得你这次稳了。”
我说：“借你吉言。”
发榜那天，我和老王一起去的。他中了，三甲第一百零四名，高兴得像个孩子，拉着我要去喝酒。
我说：“你先看我的名字。”
他帮我找了一遍，脸色变了：“兄弟……”
我说：“别说了，喝酒去。”
那晚我喝得烂醉，第二天醒来，发现枕头上全是泪痕。
老王来辞行，临走时，他压低声音跟我说了一句话：“兄弟，你知不知道，张阁老家二公子今年也下场了？”
张阁老，就是张居正，当朝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说：“知道。怎么了？”
老王看了看四周，声音压得更低：“听说他为了让他儿子中进士，找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当‘陪考’——你被人看上了，但你好像……没答应？”
我想起来了。
考前一个月，确实有人来客栈找过我。那人穿着体面，说话客气，但意思很明白：这次考试，张二公子要拔头筹，你如果愿意“配合”，下一届，位置给你留着。
我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哦，我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
那人的脸当场就绿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句话，大概是这辈子说得最硬气，也最蠢的一句话。
但我不后悔。
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了。
我第五次进京赶考。
这次，没有人来“安排”我了。我凭着真本事，考中了进士。
那年我三十四岁。
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四岁，十三年的光阴，四次落榜，换来一个进士头衔。
放榜那天，我没有笑，也没有哭。我只是站在贡院门口，抬头看了看天，觉得那太阳，跟十三年前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