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戏曲的“破”与“立”
江青对戏曲的“破”与“立”
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中国文艺界的现状感到不满并日甚一日地产生反感。 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历来认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应是文艺舞台的主角。早在1944年的延安,他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之后,在给作者杨绍萓、齐燕铭的信中就议论道:“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蔚成风气,推向全国”,这对于当时还处在陕北一隅的毛泽东来讲,自然还只是一个绮丽美好的理想。然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的这一理想似乎也没有得以实现。这历史的情结郁积在毛泽东的心中一直未得到消解。1964年9月4日,他在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自责道:“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就讲过,文艺界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十五年来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实际上,在两年前,毛泽东已经开始“改正错误”了。而他对“错误”认识的苏醒,又同他的夫人江青,及江青的盟友康生有着密切的关联。
“批鬼戏”江青选中上海作基地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于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位富于诗人浪漫气质的政治巨人,又就小说《刘志丹》,采纳了康生的“发现”,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无独有偶,就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沈雁冰、齐燕铭谈话时,认定她在7月6日看的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提出要进行批判,并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然而,其结果按江青后来的形容,这些部长们竞然“充耳不闻”。中国文化界领导对她的警告的漠视,显然令心胸狭隘的江青极为愤恨,她决意自己组织批判文章。 自诩为毛泽东身边文化方面“哨兵”的江青,她的意见无疑对毛泽东已经产生了影响,强化了他对文化领域问题严重性的印象。这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省、市委书记谈话时,首先对戏剧提出含蓄的批评:“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而目前的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 江青在北京难以寻觅到她“批判”的知音,却于1963年初在上海治病时,意外地发现了心息相通的知己。这年在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提出:“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与江青不谋而合。2月下旬,江青在上海与柯庆施及张春桥的谈话中,支持了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并表明了她对戏剧舞台“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鬼戏泛滥”的现状极为不满。她要“破”,即批判,批《海瑞罢官》,批“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她还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她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不过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她认为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一个“基地”。由江青授意、柯庆施组织和支持,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以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赞扬该剧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这被江青在“文革”中自诩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当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两天后他在制定《前十条》的杭州会议上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
借助于毛泽东的批评江青煽风点火 在此之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评日益严厉。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月,毛泽东又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两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査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将“帝王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不过江青理想中的“破”一一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在全规模地展开,还是在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中宣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登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毛泽东看后,写下了他的第一个批示: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郾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佔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郾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做出后,文化部党组织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于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宣部写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还未定稿,江青就抢先把它送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报告草稿上写下了他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文艺界立即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千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受到批判,而其中诸如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及京剧《谢瑶环》等的批判,都是由康生、江青最早点名的。 文艺界这股虽带有浓厚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艺本身的批判浪潮,似乎并未减轻毛泽东对文艺界的多少忧患,他对此的批评仍在继续。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8月20日,在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计戈工作时,他又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11月26日,他在听取西南线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他甚至说整个文化部都垮了。眼见向毛泽东反映的所谓文艺界的“问题”产生了巨大反应,火候已到,江青于1965年初,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于上海秘密与张春桥合作,安排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由江青直接组织、策划,“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的文章,完全从政治上对剧作者进行陷害,不仅无端指责《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还无中生有地把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与1961年、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反映”,“《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悬一株毒草”对这篇首发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康生还嫌在政治上的批判不够,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把该剧同1959年的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对康生的“发明”予以充分肯定。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于是,这出戏不但有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而且有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问题。江青凭着她的特殊身份,暗中活动,在争取她所谓的“批评的权利”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此时,以文艺批判为先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孕育、萌动之中了。“树新戏”江青“京”“海”嫁接 信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江青,在以“大批判开路”.拨拉开阻止她崭露头角的障碍物的同时,也开始了“立”:扶助现代戏,特别是“革命现代京剧”。在各地已经广泛开展起来的现代戏创作、演出的基础上,江青要掀起一场由她挂帅的“京剧革命”同她的“破”以上海为“基地”一样,上海也是江青立”的重要“基地”。 上海的“海派”文化本来就善于创新。自清末上海京剧界的汪笑侬开创了抨击时弊的新编历史剧的“海派”京剧后,“海派”京剧的新作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前后,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兄弟首创了时装新戏《潘烈土投海》、《阎瑞生》,还有表现外国生活的洋装新戏《瓜种兰因》《新茶花》。继后的“海派”京剧代表人物周信芳,也曾编演过时装新戏《宋教仁》、《学拳打金刚》等剧目。受“海派”京剧的影响,在这东海门户新生的沪剧、越剧等,也多有编演时装新戏的特点。源于滩簧的沪剧,本来就有洋装旗袍戏的传统,解放后又陆续推出了《罗汉钱》、《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等现代戏。越剧则早在40年代就上演了由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 1958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性的现代剧座谈会,提出戏曲艺术第二次革新的号召。上海京剧院闻风而动,率先排演了根据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继后又上演过《赵一曼》、《白毛女》。1959年,根据毛泽东提倡魏征和海瑞精神,学海瑞敢讲真话的指示,又编演了由周信芳主演的历史剧《海瑞上疏》,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剧目。
踏入六十年代,上海又先后有沪剧《芦荡火种》、《红灯记》,淮剧《海港的早晨》,以及京剧小戏《审椅子》,《追肥记》、《柜台》、《战海浪》等作品陆续问世。尽管1960年文化部确定了“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但自“狠抓阶级斗争”与“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在上海滩甚嚣尘上以后,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现代剧已在上海戏曲舞台上占据了主要位置。 这一时期,江青在上海还真看了不少现代戏。老谋深算的江青,1963年2月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公演的《红灯记》,有意将这个剧目作为她“京剧革命”的第一出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同年秋天,她在上海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把它推荐给了北京京剧一团。为帮助北京京剧团排演好京剧《芦荡火种》,江青还把上海人民炉剧团专程请到过北京。 显然,江青力图凭藉其特殊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老百姓中的崇高威望,将“海派”善于创新的灵气,同“京派”扎实的功底糅和、嫁接在一起,为她的“京剧革命”先声夺人作准备。 当时已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眼睁睁瞅着自已管辖下的戏曲领地结出的两枚鲜果,经江青搬弄到北京,成为他方的杰作,心中不免遗憾万分。他决心在上海也要抓出几个京剧现代戏,加入这一“京剧革命”的行列。1964年初春,张春桥把正在上海的江青恭请到上海京剧院,要她“指导”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根据江青“有基础,有潜力,应集中力量修改加工”的意见,立即调集人马,在1958年原剧本基础上进行增删加工。同时,在听到江青观看淮剧《海港的早晨》时,讲“《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剧嘛”,张春桥又马上安排专人从事改编、移植和排演工作。1964年的春天,京剧现代戏的热潮在上海滩也开始涌动起来。 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毛泽东对文艺现状接连不断的尖锐批评,以及各省市自发编演现代戏剧的大潮,使当时主管中国文艺的行政官员不能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并且不得不作出相应反应。1963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了停演“鬼戏”的决定通知。这年年末,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除听取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报告外,剧协主席田汉在会议开始与结束时,作了两次发言,指出戏剧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当前戏剧活动的迫切任务;应该认识到对待现代戏的态度如何,是阶级斗争在戏剧战线上的具体反映之一;切坚定地执行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方针的戏剧工作者,都应该满腔热情地对待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无疑,这既是对全国戏剧工作者的号召,更是虔诚地接受毛泽东批评的种表态。同时,早在半年前的夏天,中宣部、文化部向全国发出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通知。希望以这项活动的展示,能改变一下毛泽东对当前戏剧界工作的印象。 当然,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这项规模宏大的会演,不仅丝毫没有消除毛泽东的成见,反而为江青在此期间接二连三演出“场外戏”提供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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