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胸麦与满园子:一场关于戏曲演员“真嗓”的时代之辩
作者:闲云野鹤
从一则“忘麦”视频说起:是机智救场,还是行业羞耻?
近日,网络流传一则视频片段,据称是某位颇有名望的京剧演员登台后,发现自己未佩戴微型胸麦(俗称“小蜜蜂”或“小胸麦”)。在短暂的错愕后,这位演员并未慌乱下台,而是巧妙地游走于同台演员之间,借他人之麦完成了自己的念唱表演。此举被部分观众和媒体赞为“临场急智”、“沉着救场”,体现了职业素养。
然而,在一片赞扬声中,另一种更为尖锐、甚至刺耳的声音出现了:这算什么聪明才智?这根本就是丢人丢到家了!一个以唱念做打为看家本领的戏曲演员,离开那个贴在衣领上的小玩意儿,竟到了无法完成演出的地步?这则视频非但不是佳话,反而像一面照妖镜,映照出当下戏曲演员群体中某种令人忧心的退化:对电子扩声设备的深度依赖,以及对自身“肉嗓”功力的严重荒疏。
这声质疑,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将争论从单纯的“救场评价”引向了一个更深层、更本质的问题:在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戏曲演员的“嗓子”,其核心价值和训练标准,是否已发生了不可逆的滑坡?当我们回望那个没有麦克风、没有音响,全凭“一条嗓子灌满园”的旧时代,今天的我们,丢失的难道仅仅是一件“小玩意儿”吗?
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以前,回到那个没有电子扩声设备的戏曲黄金时代。彼时的舞台,是演员“真功夫”的绝对试炼场。
其一,演出环境的“天然扩声”考验。 旧时戏台,多为露天茶园、会馆或剧场,声学结构原始。演员面对的是嘈杂的环境噪音、开阔的空间以及成百上千的观众。没有混响,没有增益,一切声音的穿透力,全靠演员自身的气息、共鸣和咬字。著名的“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其嗓音被誉为“云遮月”,初听似沙哑,实则内蕴光华,愈唱愈亮,即便在偌大的戏园子最后一排,也能字字入耳,韵味悠长。梅兰芳大师的嗓音清亮圆润,在《贵妃醉酒》中“海岛冰轮初转腾”一句,无需任何外力,便能将那份雍容华贵与寂寥哀怨,送至剧场每一个角落。他们的声音,是与建筑空间、与观众呼吸共生共鸣的“活的声音”。
其二,训练方法的“残酷”与“科学”。 过去科班出身的演员,练嗓是每日的“必修酷刑”。“喊嗓”、“吊嗓” 是基本功,不论寒暑,拂晓即起,对着城墙根、河塘、旷野,反复练习。目的是寻找和巩固最佳的共鸣位置(头腔、鼻腔、胸腔),锻炼横膈膜的力量,使气息绵长稳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仅练就了抵抗恶劣气候的嗓音耐久力,更磨砺了心志。这种训练,本质是挖掘人体自身这座“生物音响”的最大潜能,使之成为一件精良、稳定、富有表现力的乐器。
其三,艺术追求的“人戏合一”。 老艺人们深知,声音是角色灵魂的外化。程砚秋为创造幽咽婉转的“程腔”,苦心钻研共鸣与气息的控制,其声如游丝,却能绵延不绝,动人心魄。裘盛戎的铜锤花脸,嗓音洪钟大吕,胸腔共鸣浑厚无比,一声“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真有“声震屋瓦”之势。他们的艺术高度,是建立在极端强悍的生理机能和精微控制之上的。嗓子,是他们艺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功夫”的直接体现,容不得半分虚假和懈怠。
那个时代的掌声与喝彩,是送给那条实实在在、真金火炼的“肉嗓”的。观众欣赏的,是人力对抗物理规律、并以艺术升华之的奇迹。“满堂彩”的背后,是演员“满园子灌”的硬实力。
反观当下戏曲舞台,微型胸麦、耳麦、落地麦克风、调音台、效果器……构成了一套精密的声音保障系统。技术无疑扩展了戏曲的表现力,使之能适应数千人的现代化剧场,也让演员在塑造角色时,可以更专注于细腻的情感表达,而不必时刻担忧音量是否足够。
然而,技术的“护城河”悄然变成了“舒适区”,甚至“退化区”。 视频中那位忘麦演员的尴尬,正是这种依赖症的一次集中爆发。
首先,基本功训练的普遍松弛。 在扩声设备的“保护”下,许多年轻演员对“喊嗓”、“吊嗓”的重视程度大不如前。他们认为,只要音色尚可,借助麦克风便能达到足够的音量与效果。于是,那些需要经年累月苦功才能获得的“脑后音”、“立音”、“膛音”等高端技巧,习得者越来越少。气息短促、共鸣单一、咬字含糊等问题,在麦克风的修饰下被掩盖,但一旦离开设备,便原形毕露——声音单薄、传不远、立不住,宛如“哑巴转世”。这绝非危言耸听,许多戏曲界有识之士早已痛心疾首:“现在的孩子,嗓子是‘电’的,不是‘肉’的。”
其次,艺术表现的“失真”与“同质化”。 麦克风不仅放大音量,也放大了瑕疵,更会改变音色。调音师的手指轻轻一推,可以营造空灵,也可以修饰干涩。这使得不同演员原本极具个人特色的嗓音,在经过标准化、流行化的音响处理后,差异被抹平,千人一面。更严重的是,一些演员开始依赖后期处理,现场演唱时不再追求极限的共鸣和穿透力,唱法趋于“自然”(实则是松懈),因为反正有技术托底。那种源自人体极限、带有细微震颤和生命质感的“真嗓”魅力,正在消逝。
再者,敬业精神与艺术自信的衰退。 老艺人视嗓子如命,极端自律,饮食起居皆为之服务。而今,部分演员将设备视为理所当然的“拐棍”,甚至认为“用麦是现代演出的常态”。这种观念,削弱了他们对自身技艺精益求精的紧迫感。忘带话筒,本应是如同战士上阵忘带枪一般的重大失误,如今却能被包装成“机智救场”的佳话,这本身就反映了行业标准在潜意识里的降低。懒惰,并非全然不愿练功,更体现在对技术便利的无条件接纳,以及对传统“笨功夫”价值的集体性怀疑和放弃上。
比较新旧两个时代,我们并非要全盘否定技术,更非一味厚古薄今。现代化剧场、大型演出需要扩声设备,这是时代使然。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用不用麦,而在于“能不能不用麦”。 那个“小胸麦”,应该是一副为猛虎添上的翅膀,助其声啸山河;而不应成为一只家猫赖以行动的拐杖,离之则匍匐于地。
老艺人们的“铁嗓钢喉”,是在极端苛刻条件下逼出的生存技能和艺术巅峰,它代表了一种对人自身潜能极限的探索和尊重。而今的演员,享受着技术的红利,却也在温柔乡中,面临着“失声” 的危机——不仅是生理机能上的退化,更是对戏曲表演“以人为本”、“功夫为核”这一本质精神的疏离。
那位忘麦演员的“机智”,恰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整个行业的脸上。它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提醒我们:当意外剥去技术的华丽外衣,我们演员的“本体”还剩下多少斤两?观众的赞扬若只停留在“应急反应”层面,而忽视了其背后暴露的“基本功缺失”这一严峻事实,那便是本末倒置,是艺术的悲哀。
嗓子是魂,功夫是根
戏曲,是“角儿”的艺术。而“角儿”的立身之本,首推唱念。那条嗓子,是风骨,是魂魄,是演员与观众之间最直接、最炽热、也最原始的生命能量交换。老艺人们用他们的“满园子灌”,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那是关于敬业、关于刻苦、关于对艺术极限永无止境追求的不朽典范。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肩负着传承与发展的双重使命。他们当然可以使用、乃至善用一切先进技术来丰富表现手段。但技术的方向盘,必须牢牢握在“真功夫”的手中。 唯有将胸麦视为“锦上添花”的辅助,而非“雪中送炭”的依赖,重新捡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狠劲,把“喊嗓吊嗓”作为每日不可荒废的修行,将练就一条“即使没有麦克风,也能让最后一排观众听清、听出韵味、听得动情”的真嗓儿,视为职业的底线与尊严,中国的戏曲艺术,其真正的血脉与精魂,才不至于在电子信号的传输中,变得微弱、失真,乃至最终喑哑。
愿舞台上不再有“借麦”的“机智”,愿每一开口,皆是“灌满园”的底气与回响。那才是对前辈最好的致敬,也是对戏曲未来最负责的担当。
上台忘记带话筒,看演员们如何应对?

北方戏曲传媒主编李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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