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代表演继承并深化了“技艺化”的核心理念，将舞蹈化、程式化的技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技艺高度，并通过多媒体和现代舞台技术进行强化呈现。 齐如山为梅兰芳编创的“形容词句之舞”（如《天女散花》），本质上是以高度纯熟的技艺作为表演的核心竞争力，以“技艺化”对抗单纯的故事或情感。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是国家京剧院创作的现代京剧《赤壁》。在这部戏中，“草船借箭”一场并非传统的写意虚拟，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充满舞蹈性的“水袖舞”和“箭舞”，配合庞大的舞台调度与灯光效果，将曹操军队万箭齐发、插满船帆的壮观景象，转化为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群舞盛宴。演员的技艺不再是故事的点缀，而成为表现战争宏大场面与人物心理的核心，这正是对“歌舞化”理念在新时代的升级，符号意义阈（纯粹的技艺美）被突出到极致。
其次，当代尝试将“技艺化”的创新形式与更深邃的人文价值主题相结合，以解决齐如深远山时代可能带来的“人文价值弱化”问题，即试图在“符号意义阈”与“故事意义阈”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齐如山当年为商业竞争而定制的“声色之美”，在今天被赋予了更明确的哲思和叙事功能。例如江苏省昆剧院的青春版《牡丹亭》以及当代新编昆剧《浮生六记》。它们继承并美化了传统昆曲载歌载舞的表演美学，但舞蹈身段的设计紧密服务于人物细腻的情感发展，甚至被用来隐喻文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哲思（如《浮生六记》中用肢体语汇表现回忆的碎片与流动）。此时，“歌舞”依然是表演的主体，但其意义的生成既依赖于其自身的美感（技艺），也与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哲理探讨（人文关怀）深度融合，避免了形式沦为空洞的技巧炫耀。
再次，当代表演将“梅齐合璧”以“歌舞”征服国际观众的成功经验，转向更为系统、更具文化主体性的跨文化传播，核心从“展现一种奇观”转向“阐述一套美学”。 1930年梅兰芳访美，西方观众醉心于其华丽的舞蹈形式。当下的创作者则更有意识地将这股“歌舞化的身体”融入到具有明确文化交流意图和国际视野的制作中。例如罗伯特·威尔逊执导、苏州市昆剧院等单位共同出品的跨界作品《三段折》。它一方面极致地突出了昆曲演员如水袖功、手势、姿态等纯粹的“舞”的成分；另一方面将这些元素与现代极简主义和多媒体舞台设计嫁接，形成了一个既非中国传统，亦非全然西方抽象的“第三种形态”。它不是简单地输出一种“古董级”的技巧，而是在世界当代艺术的舞台上，用一种基于中国古典身体训练的独特表演体系，与世界对话。“歌舞”超越了单纯的技艺技艺，成为中国美学精神的身体性载体。
总而言之，当下的戏曲表演者对“梅齐合璧”的“解题”，并非摒弃其“技艺化”的灵魂，而是在新时代将其推向技艺的顶峰、价值的内化和美学的范式三个方向的综合发展。“歌舞”不仅在台上更为精湛夺目（技巧深化），而且要承载更丰厚的内涵（议题深化）。当技艺与人文兼备、形式与文化身份明确之时，当代中国戏曲便有希望重现乃至超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影响力”，蜕变出兼具艺术高度与现实关怀的风格。这使得戏曲在市场、艺术价值与高雅文化身份的夹缝中找到新的立足点而非走向纯粹边缘。这正是对“歌舞化终极难题”的创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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