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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重新定义了“地方戏曲”这一研究对象。
1、建立了核心论点:
作者认为长期以来地方戏曲研究陷入了一种“陷阱”——将其视为狭义的“艺术形态”(如剧本、音乐、表演)来研究。作者提出一个全新的学科范畴——“中国地方戏曲学”,并将“地方戏曲”界定为一种广义的、复杂的“地方传统地方文化生态系统”。
2、提出了新的概念:
作者这种“生态”或“系统”概念提出是其关键创新。书中明确指出,这一系统包含了过去被忽视的非遗文化要素,例如:传统的思维方式、组织结构、教育方法、地方风俗、方言与建筑、仪式和活动空间等等。
3、引入了新的理论工具:
由于将戏曲定义为系统,作者得以引入一套新的理论框架,包括其“子系统”(非遗资源) “进化动力学” “系统脆弱性” “程式群”等概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势能”(cultural influence potential)这一独特理论术语。
4、提供了核心理念框架:
作者首次为地方戏曲学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
二、与相关研究的比较
1、建立了正式学科体系 。作者不仅是研究个案,而是提出“地方戏曲学”作为独立的新兴学科。
2、构建了“宏观理论框架”
作者提出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非单一案例的分析。
3、创造了独特术语体系 ,如“文化势能”等概念,并非该领域的通用术语,而是作者原创的理论贡献。
4、重新构建了学科基础
尽管已有学者在局部研究中使用“文化生态”“戏曲学”等概念,但本书的独创性在于——作者首次将这些零散思想综合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大胆提出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学科基础。
作者不仅是在参与既有讨论,也是在重新建构整个讨论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