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演员膝盖下的行业尊严

2025年年末的北京吉祥戏院，豫剧名丑金不换老师演出《七品芝麻官》结束后谢幕时，庄重而缓慢地跪倒在舞台中央。这让我想起了李树建老师在小剧场内沉浸式演出《清风亭上》乞讨情节时直接跪在观众面前的场景。

两位老师都是豫剧界知名人士，可以说是引领者，排头兵。这两次“下跪”，如两道追光，照见了当代豫剧乃至传统戏曲生存境遇中某种微妙而复杂的症候——它关乎表演与真实的边界，关乎艺术的尊严与市场的引力，更关乎戏曲从业者在当代社会中，如何安放那颗既要守护传统、又需直面现实的艺术灵魂。

一、两种“跪姿”：仪式、演员和角色的交界

金不换与李树建的“跪”，本质上是两种不同语境下的戏剧行为，其内核迥异。

金不换的“谢幕跪”，是一种超脱于剧情的仪式性姿态。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余音散尽，演员从“唐成”这一角色中抽离。此刻的下跪，不再是人物的行动，而是演员在向观众致意。这一跪，说好了是古典戏曲“敬观众为衣食父母”古老伦理的当代演绎，说不好的话，戏曲人早就成了人民艺术家，早就站起来了，为什么又变成了吃张口饭的乞食者。当下那些活跃在基层的民营剧团也没了这种仪式了，即便是往前倒，老辈子的可能只有去宫里演戏才有这个吧。

李树建在《清风亭上》中的“戏中跪”，虽然我也不推崇，但拔高了说则是一次打破“第四堵墙”的沉浸式表演探索。当扮演张元秀的他，蹒跚走入观众席，以剧中人的身份向观众“乞讨”并下跪时，舞台的边界被刻意模糊了。观众瞬间被卷入戏剧情境，成为戏剧情境的一部分——或是冷漠的路人，或是潜在的施舍者。这一跪，追求的是情感的即时性与冲击力，是让观众在“间离”与“代入”的眩晕中，体验悲剧的切肤之痛。

两位演员在形式上共享了“下跪”这一极具中国文化重量感的身体语言，但因其内核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超越具体语境的联想与争议。

二、市场的回响：噱头、破圈与艺术的“定价”

在注意力稀缺的当下演出市场，任何非常规的舞台行为都极易被捕捉、放大为营销事件。两位名家的“下跪”，也激起了远超剧场范围的涟漪。

对于市场而言，这类事件具有双重效应。短期内，它制造了话题，吸引了原本可能不关注戏曲的公众目光，成为一种“破圈”的尝试。尤其在《清风亭上》的例子中，沉浸式互动带来的强烈体验感，迎合了观众追求参与感与即时反馈的审美偏好。

然而，长期来看，这种依赖强烈肢体符号的出圈方式潜藏着风险。它可能将复杂的艺术欣赏，简化为对某个煽情瞬间的消费。当“下跪”成为被反复言说的焦点，戏曲艺术本身丰富的唱、念、做、打，及其文化内涵，反而会被遮蔽。市场可能记住了一次“下跪”，却未必真正走进了豫剧的世界。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后继者将此误解为一种“成功密码”，竞相效仿以搏出位，则可能导致艺术的庸俗化与悲情化营销，让戏曲从“以艺动人”滑向“以情（煽情）挟人”的境地。

三、尊严之思：是“乞怜”还是“虔敬”？

这是最触及行业神经的诘问：在“讨饭者都不一定下跪”的今天，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下跪，是否伤害了其职业尊严与人格操守？

舞台上剧情需要的下跪，不等同于现实人格的屈膝与职业尊严的贬损。戏曲表演的本质是“扮演”，是“以身代言”。李树建所跪，即便有乞求掌声与生存的嫌疑，那也是张元秀之跪，也称得上是塑造人物、传递悲剧力量。而大戏结束后唐成的跪，在角色和剧情之外，如果推崇为演员对观众的感恩，希望在各地演出最后的谢幕都如此，这也算是演员的特色和标签。

艺术创作的自主性与严肃性赋予演员和整个行业尊严。程式动作本身是源于内在的艺术信念与严谨的创作构思，不是源于对外部市场掌声的焦虑与迎合。如果一次下跪是剧情或仪式逻辑的必然抵达，是艺术家深思熟虑后的表达，那么它便是艺术和演员尊严的体现。如果它沦为刻意煽情、攫取眼球的工具，艺术的独立性也已受损。

两次下跪，如同两面镜子，映照出豫剧从业者行走在艺术尊严与市场生存之间的钢丝之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试图与这个时代对话，争取更多观众。

我们需要一种宽容和理性的目光看待任何形式的创新和探索，更应警惕在市场化中艺术本体价值的悄然流失。戏曲的尊严，终究根植于其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厚度之中。

守护并创新戏曲的魅力，让市场因艺术本身而驻足，这才是戏曲从业者人格与艺术操守最坚实、最荣耀的基石。在那之上，无论躬身还是屹立，灵魂都将是挺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