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喇叭戏地方剧种。形成于海城。因主奏乐器唢呐在当地叫做喇叭，初称喇叭戏。1958年定名为海城喇叭戏。
喇叭戏起源于海城地秧歌。其母体主要是随商贾传入海城牛庄的民间小戏，时称山西柳腔。清初，海城地秧歌中已出现了《小两口分家》、《小两口抬水》、《顶灯》、《妈妈糊涂》等以民歌小调为唱腔并具有一些故事情节的专场节目，人物由一旦、一丑扮演，已具“二小戏”雏形，名为清场小戏。当时，海城牛庄为辽南主要通商口岸，华北、华东商贾接踵而至，山西及冀、兖、青、扬等会馆相继建立。会馆所辖商号的店伙大多招自家乡。每逢年节，均组办乐会，由店伙演唱家乡的民间小戏。日久天长，这些小戏便传入当地民间秧歌社火中。聚居牛庄的客商中以山西人为主，他们几乎垄断了当地的钱当、造酒、酱园诸业，所办乐会规模最大。流入秧歌队中的剧目如《王婆骂鸡》、《赵匡胤打枣》、《冯奎卖妻》、《红月娥做梦》等大多来自山西乐会，因而被秧歌艺人称为山西柳腔喇叭戏。这种柳腔喇叭戏的主要特点是唱词每煞八句，四、七句倒辙；主要曲牌为〔柳子〕、〔咳儿〕、〔孩儿〕、〔洼子〕(〔娃子〕)等。经过几代艺人的传演，以柳腔喇叭戏为主体并与由山东、河北传入的民间小戏相融汇，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喇叭戏从声腔到剧本已和当地语言、风俗、民歌和秧歌曲牌相结合，其唱腔的结构形式由一戏一、二曲发展为一戏多曲联缀使用，这些剧目，与秧歌的结合使喇叭戏中舞蹈成分日益增加，初步形成了特有的风格。由于它源于民间小戏，演出形式简便灵活，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演出中还可根据情况即兴发挥。另外还出现了一种近似哑剧的表演形式，即在一段戏中，台词甚少，内容均由动作说明，如《张三赶会》、《铁弓缘》等。不久高云清等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演员相继涌现。喇叭戏遂成为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地方剧种。随着商业往来，艺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东至岫岩、安东，南到营口、大连，西至黑山、锦州，北到抚顺、铁岭，在秧歌会中都有了喇叭戏的演出。
清同治、光绪年间，海城高跷秧歌盛行，喇叭戏的演出也由地秧歌队进入高跷会，将跷功、手绢功、扇子功等巧妙地揉入表演之中，又形成了跷、戏结合的演出形式。由于艺人表演技艺的提高，半职业班社不断出现，少则十来人，多则二十余人。演员大多来自农村。授艺方式主要是由师带徒。每逢正月，白天上跷演出，晚上下地唱灯碗儿，农闲时外出撂地演出。当时农村的自娱性活动繁多，有“跳正月，闹二月，唱三月，赶四月，离离拉拉到五月”之说，另有迎神赛会、祈丰求雨、朝山还愿、盂兰盛会等，喇叭戏的演出因此极为兴盛。但由于受跷上表演及演出时间、场所等方面的限制，喇叭戏在跷上表演时，往往只唱原剧中舞蹈性较强的部分。久之，喇叭戏中一大批传统剧目失传。光绪中叶，蹦蹦在海城兴盛，一部分喇叭戏艺人加入蹦蹦班社演唱喇叭戏。不久，评剧兴起，又有一部分艺人改搭评剧班社出外演出，使喇叭戏自身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有部分喇叭戏艺人在喜庆节日，迎神赛会之期，与高跷同场演出少数剧目，活动范围仅限于海城、营口及附近乡镇。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喇叭戏已渐衰微。
1949年后，海城的文化活动渐趋兴旺，大部分乡镇成立了喇叭戏业余剧团。当时主要编排以庆祝解放、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及宣传婚姻法为题材配合运动的剧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参与了喇叭戏的创作活动，先后编写了《会亲家》、《夸媳妇》、《争板》、《借驴》等三十余出现代剧目。这些剧目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保留着生动质朴的民间小戏风格。1953年，高德震演唱的《王婆骂鸡》在辽东省民间艺术会演中获剧本奖，高德震获表演一等奖，在省、市、县电台录音播放。此后，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安波、任光伟，辽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王铁夫等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开始对喇叭戏进行采访、调查、挖掘、整理工作。经过整理的《王婆骂鸡》、《梁赛金擀面》、《赵匡胤打枣》等传统剧目及部分音乐、唱腔先后于省、市、县文艺刊物刊登；由任光伟撰写的《海城喇叭戏》等一批评介文章也陆续在文艺刊物和报纸上发表。1980年，海城县成立了专业海城喇叭戏剧团。但由于人员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年底即解散。至1982年，海城县有业余剧团十个，其中牛庄、八里庄、南台等业余剧团尚能坚持经常演出，并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他们在老艺人的指导下、不断借鉴、吸收新的表演手段，丰富海城喇叭戏的表现力。南台业余剧团排演的《借驴》、《梁赛金擀面》等剧目，多次参加省、市、县汇演并获奖，其办团经验向全省推广。
海城喇叭戏在流传过程中对二人转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末叶喇叭戏剧目大多被二人转所吸收。如二人转·单出头《红月娥做梦》、拉场戏《梁赛金擀面》等剧目，在唱腔、道白等方面基本保留着海城喇叭戏的原貌。《红月娥做梦》所用曲牌〔红柳子〕被二人转吸收后成为二人转常用曲牌；《赵匡胤打枣》中的唱腔演变为二人转〔打枣〕曲牌被广泛应用；《梁赛金擀面》中的擀面调被二人转吸收后亦成为二人转常用曲牌〔穷生调〕或〔穷棒子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