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与辽国并存。辽乐有雅乐、大乐、散乐、国乐之分。散乐传自后晋。据《辽史》载：“晋天福三年，遗刘晌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当时，辽阳设有教坊，教坊中人多为晋少帝之旧乐工，《旧五代史·晋少帝纪》记载：“汉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至辽阳……,帝伏地雨泣，自陈过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劳久之，固命设乐行酒，从容而罢，永康帐下从官及教坊内人望见故主，不胜悲咽。”辽宫廷中已有杂剧演出。据《辽史·乐志》记载，庆贺皇帝生辰大典的程序为：“酒一行，繁巢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奏，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辽代帝王对杂剧有特殊的爱好，如《辽史本纪》记载：“甲午(辽圣宗十二年，公元994年)葬景宗皇帝于乾陵”时，曾以“伶人挞鲁为殉”。这时杂剧已由优孟衣冠的参军戏发展到有乐队，并由演员化妆扮演人物。有些帝王还亲自参加演出活动，如曾巩《隆平集·耶律隆绪传》载：“宗真庙号兴宗……尝与教坊使王税轻十数人结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尝夜宴，与刘四端兄弟及王刚等数十人入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冠。后父萧磨只言：‘仪官皆在此，后、妃入戏，非所宜也’。宗真击碎后父首曰：‘我尚为之，若女何人也。'”
宋政和七年(1117)金统一辽宁全境。金除雅乐、散乐、鼓吹乐外，尚有本朝乐曲。据《北盟录》载金收国年间，在咸州(今开源县)为北宋使臣举行了一次演出：“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研鼓、蹈跷、趟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箕旗……杂剧等”,其“服色显明，颇类中朝”,所不同的是“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之电母”。
金代还仿辽时大乐之制，制清乐。据《西河词话》介绍，“连厢词”的演出已经有前行、后行之别。后行为“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词”,前行“男名末泥，女名旦儿者，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时，演员“随唱词作举止，如‘参了菩萨’则末泥祗揖，‘只将花笑捻’则旦儿捻花类”,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雏形。
元代对民间演剧活动颇为重视，如《元史·木华黎传》就有：“府宁(今北镇县)刘琰、懿 州(今阜新市)田四和尚降。木华黎曰：‘此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的记载。
元代重视辽东地区的开发。终元之世，曾数十次放大名、真定、大都、卫辉等地民户、新附军、应役新附军入辽宁拨地屯田。这些屯民和新附军中有不少乐籍。《元史·本纪·成宗六年》就有：“放辽阳乐民等三百九十户为兵者还民籍”的记载。这为中原汉族艺术同辽 东地区少数民族艺术的交流与融汇提供了条件。
迨自明代，中原政权对辽东的有效控制达一百六十年之久。为了巩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明政权采取了“借褒关羽，以张汉治”的怀柔政策。他们联合大量流入东北的晋商，广建关帝庙，庙中多建有戏楼。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所收辽东各卫帖记述，除由客商支付修建庙宇之资金外，“一般庙宇之维修及祭神演戏之资多由诸卫所支出”。
由于多方的提倡，辽宁演戏之风日盛，以至遭到某些士大夫阶层的抵制。据《奉天通志》记载，明弘治元年(1488),辽东隐士贺钦在他的《辞职言疏》中提到当时演出院本杂剧，有些人在街头“甚至高筑戏台，敛财作戏，致使少长聚观，男女杂乱”,至于演员则“所服者锦绣之衣，所用者金宝之器，淫邪之声响彻街衢，妖艳之色照耀道路，虽文武官员庠序士子，亦往往坠此陷井之中”。明万历以后，演戏之风更盛。万历三十年(1602)辽东巡按御使何尔健在上神宗劾内监高淮书中写道：“今淮同姚、李二内相”在辽东各地巡视时带有“书记、夜役、门府、星相、医士、戏子、小唱、歌伎、杂色人等又岂止四、五百人”,又有“近于正月二十五日，淮将所带戏子在寺演戏，故行罗致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