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 抗战时期北京戏曲学人与艺人交游的显与隐 ——以新见傅惜华、傅芸子 80 余通书信为核心的考察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戏曲艺术》2026年第2期

（总191期）

抗战时期北京戏曲学人与艺人交游的显与隐 

——以新见傅惜华、傅芸子 80 余通书信为核心的考察

王 淼

巢湖学院

1931 年末，傅芸子、傅惜华与梅兰芳、杨小楼、齐如山等人成立“北平国剧学会”。1932 年春，梅兰芳出于对时局的担忧，举家移居上海；不久，傅芸子受邀赴日讲学。此后，国剧学会主要负责人变成傅惜华和齐如山。1937 年后，齐如山闭门谢客，国剧学会则由傅惜华一人承担。1942 年，傅芸子回国后方又重新参与国剧学会事务。

1931-1945 年间，国剧学会是北京戏曲学者和京昆艺人交往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1]。而傅惜华的经历贯穿国剧学会始终，成为窥探这一时期北京戏曲界的重要窗口和视角。作为与吴梅、马廉、郑振铎、王国维等齐名的藏书家、理论家，傅惜华还有社会活动家这一重要身份。当前学界多关注其藏书的数量、书目，以及理论研究 [2]，然甚少关注傅惜华如何收藏、推进戏曲发展和传播、如何与艺人交往。这一方面是由于戏曲社会活动不属于戏曲理论或戏曲史研究范畴，不受学界重视；另一方面则是书信、日记资料匮乏，无从介入、开展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相关资料的面世，傅惜华、傅芸子在抗战时期与北京戏曲界交往的细节逐渐清晰。本文拟从近年披露的傅惜华、傅芸子书信入手，讨论他们在经营戏曲刊物、经营国剧学会、参与电台戏曲直播、书籍资料收藏等四个方面的贡献、主张和经验。一方面，为傅惜华、傅芸子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另一方面，希冀转变研究视角，从戏曲史、戏曲理论研究，增加生活史、社会史的梳理研究。

1937 年 6 月，傅惜华受邀在《青年界》“日记特辑”发表日记 3 则，首次披露了其戏曲收藏、交游和研究情形 [3]。2011 年，张小钢编《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披露了傅芸子致青木正儿 8 通书信、傅惜华致青木正儿 1 通书信 [4]。中贸圣佳 2023 年春拍“‌ 傅芸子、傅惜华上款书札——京剧戏曲专题”[5]，中贸圣佳 2022 秋拍“绝代芳华—梅兰芳等京剧名家精品墨迹专题”[6]，陆续上拍傅芸子、傅惜华与戏曲界人士的来往书信 80 余通 [7]。

已披露的书信多集中在抗战时期，均为首次面世，涉及到梅兰芳、李万春、荀慧生、韩世昌等京昆艺人，京城乐家、管平湖等社会名流，赵景深、焦菊隐等戏曲学者。这些书信透露出，抗战时期以傅惜华、傅芸子为代表的戏曲学人与艺人之间交往的显与隐。一方面，傅惜华、傅芸子在这一时期与日本汉学界青木正儿、盐谷温等交往频繁，傅惜华在 1937 年后受周作人邀请，在图书馆、伪北大、伪电台等地任职，此为其“显”；另一方面，他们搜集俗文学资料，推动戏曲曲艺等俗文学研究，为当时经济困难的演员提供各种演出、献唱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戏曲发展，此为其“隐”。这些资料为后来编纂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古本戏曲丛刊等文献集发挥不小作用。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这些信件的真实性问题。近年的拍卖会上，鲁迅书法、书信作品屡遭质疑，周作人的书籍信件屡见造假，这也是拍卖材料难以转化为学术文献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傅惜华傅芸子而言，作假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他们以俗文学文献搜藏为主，著作不多，在戏曲界之外影响力不高。第二，二人均曾担任伪职，影响了其资料的价值评估。第三，之前并无相关拍卖记录，价值难以评估，不存在较大利益驱动。第四，陆续披露的资料达数百件，涉及书信、稿本、帖等。信件中大量使用个人专用信笺，不同书信的书写风格差异巨大，作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以上四点推断，这批资料可信度高，基本为真。

按照信件、来贴书写对象将这些资料分为三类。第一类，与戏曲演员交往。从来帖看，基本覆盖了王瑶卿、叶春善及当时北京戏曲界的大多数演员、琴师、经纪人；从来信看，有梅兰芳、荀慧生、马连良、奚啸伯、俞振飞、李万春、南铁生、韩世昌、徐兰沅（琴师）、万子和（戏院经理）、田瑞庭（笛师）等。第二类，与戏曲理论家往来，包括俞平伯、赵景深、孙楷第、郑颖荪、焦菊隐、郑振铎，以及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等人。第三类，与画家、古琴师、社会贤达往来书信，包括金城、周肇祥、溥侗、邵瑞彭、浦江清、汪健君、管平湖、钱稻孙等人，均与戏曲有关，多是看戏、演出、曲会一类。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

第一，傅惜华、傅芸子交往范围极广。除了戏曲艺人以外，学者、商人、政界人士都是他们的交往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宴请是交往的重要方式。宴请的事项主要包括拜师、演出协调、外地演员来京献艺等。这在不知不觉中构建了一张不同于元明清时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戏曲传播交流网络。虽然民国时期戏曲艺人仍受到不公平对待，但伴随名角制、现代明星制度的兴起，戏曲艺人成为高收入、高曝光率、广受众群体，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第二，傅惜华、傅芸子具有多重身份。傅氏兄弟是满族。他们最初以报人身份进入戏曲界，在办报过程中开展包括戏曲在内的俗文学研究，研究过程中大量购入俗文学文献资料。因其在戏曲界的影响力和研究成果，深受日本汉学界礼遇，傅芸子能够进入日本正仓院、翻拍海外流失俗文学资料，均得益于此。1937 年后，傅惜华担任伪职，并在伪大学任教。其身份的多重性也使得其研究具备丰富性和更多的开拓空间。然而，学界对此重视程度不够。

第三，傅惜华、傅芸子是中日戏曲交流的重要学者。傅芸子是第一个进入日本皇家仓库——正仓院的中国人，后将所见所闻出版《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同时也是较早在日本大学任教的中国人。傅惜华受青木正儿赠其《刘知远诸宫调考》以及《刘知远诸宫调》的原书照片，为当时国内研究诸宫调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四，佚信可补其他艺人和作家全集之漏缺。对于梅兰芳、焦菊隐、赵景深、孙楷第、俞平伯等人的全集，均失收与傅惜华、傅芸子的通信，如梅兰芳致傅芸子、傅惜华的书信均未收入《梅兰芳全集》[8]，这显然是一个能够弥补的遗憾。

抗战时期，傅惜华戏曲活动的“显”表现在办刊、经营国剧学会、在电台做节目三个方面。戏曲长期以来口传心授、秘本私传的特征，直接导致戏曲的传承限制在极为狭窄的小圈子里，也为戏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进入现代社会后，出版业、印刷业、通讯业的发达，打破了传统的私密性。戏曲知识借助报纸、杂志、电台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报刊、广播成为戏曲界交流、戏迷了解戏曲、公开资料的重要平台。傅惜华等人主编《北京画报》《国剧画报》的原因即在此——倡导戏曲资料公众化交流，提倡以摄影技术记录演员的舞台表演，通过电台让戏迷免费欣赏戏曲。这对于录像技术落后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而言，是十分难得的。

（一）办刊

重视戏曲图像是傅芸子、傅惜华办刊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傅芸子“早年在〈燕京华文学校〉图书馆任职，又为《京报》记者，曾主编《北京画报》和《国剧画报》，并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9]，傅惜华“创办醉韶社，参与国剧学会，担任《北京画报》《南金》《民言》《北平晨报》《大公报》《晨报》《国剧画报》《戏剧丛刊》《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等报刊的记者或主编等。”[10]在这些报刊中，《北京画报》《国剧画报》《戏剧丛刊》三种影响较大。

《北 京 画 报 》 创 办 于 1926 年 10 月 1 日，1928 年 8 月 18 日 特 辟《戏 剧 号 》（后 改《戏 剧 专号》），傅芸子任总编辑，年仅 21 岁的傅惜华任主编，目前能查阅的资料至 1932 年，之后是否停刊未知。傅惜华通过《北京画报》迅速建立起自己的交友圈，“《北京画报》时期的傅惜华之于昆曲，实际上早已跳出个人之域，依托于报纸这一公众媒体平台，包括傅惜华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宣传、推介昆曲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张扬”[11]，对于京剧也是如此，刊物成为傅惜华交流、研究、交友和推广戏曲的平台。

1931 年 11 月北平国剧学会成立，国剧学会的成立是“梅（兰芳）党”欲与 1931 年 7 月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的程砚秋“打擂”的一个具体行动 [12]。国剧学会发起人是梅兰芳和余叔岩，理事有齐如山、张伯驹、庄逸清、傅惜华等人。傅惜华主要负责刊物编辑，《国剧画报》《戏剧丛刊》即国剧学会刊物。《戏剧丛刊》于 1932 年 1 月 8 日、1932 年 5 月 20 日、1932 年 12 月 20日、1935 年 10 月共出 4 期，傅芸子撰写发刊词，梅兰芳、余叔岩述国剧学会缘起，齐如山、张豂子、张伯驹、傅惜华、庄逸清、刘澹云等人撰稿。有意思的是曾在五四戏剧运动中强烈抨击戏曲的胡适也间接参与了刊物编辑，第一期目次之齐如山附识提及《戏文警句》“承胡适之先生校阅定名”。这一期的作者中还有与胡适发生笔战、曾被胡适开除的张豂子。

《戏剧丛刊》的办刊初衷是欲与《剧学月刊》一争高下，但傅惜华的重心始终是《国剧画报》。究其原因，应是纯学术的《戏剧丛刊》接受程度远不如普及性的《国剧画报》。《戏剧丛刊》和“程（砚秋）党”主办的《剧学月刊》都以“剧学”为标榜，客观上推动了以戏曲为核心的剧学体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研究和拓展，为戏曲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更是戏曲改良以来首次真正以“纯学者之态度，科学方法，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13]。

傅芸子为《国剧画报》撰写的发刊词中提到，当时的研究方法已从唱腔改良、场子安排转向搜集文献和保存图照，并称这是为学术研究所做的校订和整理 [14]。同样，《戏剧丛刊》的首个栏目即“插图”，编辑部对此的解释是“关于戏剧音乐古舞各种有历史价值之图画照片及一切新旧之冠服脸谱等物，珍贵曲谱剧本之摄影”[15]。

综合来看，傅芸子、傅惜华办刊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戏曲图像的全面搜集整理和高度重视。这种全新的研究理念不仅改变了以往报刊借戏词、掌故、花边新闻吸引戏迷的方式，还突破了当时戏曲史研究的单一路径。图像研究是近年才在文学界、戏曲界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多围绕戏曲年画和戏曲剧本的插图展开。此研究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戏曲图像作为史料，可以验证戏曲史的诸多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戏曲图像片段式的、部分的记录，也反映了当时的舞台演出情形。

《国剧画报》在“搜集文献”和“保存图照”的两端，比《北京画报》“戏剧专号”更进一步，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继承，即从声腔、场子转向对文献、图片的搜集整理研究，成为戏曲研究的“新风”。值得注意的是，傅惜华等人以两份画报以及丛刊为平台，将私藏文献公开，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仅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显露现代学术视野。《国剧画报》第一期刊登了梅兰芳收藏的昆曲《虹霓关》，傅惜华说他“为梅缀玉轩整理其所藏戏曲，编制目录，其中珍本极多”[16]。

办刊不仅是为演员、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将“私学”转为“公学”，公开大量私藏资料，使学术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戏曲小说研究长期不为重视，首要原因在于资料的匮乏。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资料多被宫廷和民间藏书家收藏，普通人难以见到。才高者如王国维都是依靠罗振玉提供的资料才能在学术上有巨大收获，钱南扬在恩师吴梅家中居住一载多遍阅奢摩他室藏曲，才为戏曲研究的起步打下坚实基础，郑振铎、阿英从事戏曲小说研究均来自于对文献的大量搜集整理。傅氏兄弟所办刊物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将之前宫廷（升平署）藏书、民间藏书等文献公开化、公众化，为千万学者研究提供便利。

（二）经营国剧学会

傅惜华经营国剧学会，不仅打破了传统研究模式、群体对于资料的占有，更促进了戏曲学术的公众化交流、研究和传播。

如前所述，国剧学会成立于 1931 年底，第一次集中聚会是 1932 年 1 月。国剧学会发起的原因有三。第一，外来之刺激，外国人对中国戏曲“有缜密之追求，深切之赞叹”；第二，近来的中国戏曲“日渐衰微，矩矱散乱，寖失旧貌”；第三，戏曲“本体固有美善之质，而谨严整理之责任，愈在我剧界同人”[17]。1932 年春梅兰芳迁居上海、1932 年 5 月傅芸子远渡日本，诸多事务尤其是办刊仰赖傅惜华操办。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剧学会名存实亡，梅兰芳、齐如山等人闭门不出、谢绝演出，部分演员为谋生仍登台献艺。由于傅氏兄弟与日本学界的特殊关系 [18]，并未中断社会活动，傅惜华主持并改组北平国剧学会。从现有资料来看，1937 年前，国剧学会的研究工作主要由齐如山承担，而整理工作则由傅惜华实施，1937 年后齐如山不再参与相关工作，主要由傅惜华一人负责。

北平国剧学会下设有京剧、话剧、昆曲等分支，昆曲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著名演员俞振飞也参与其中。俞振飞致傅惜华有两通书信，其中一通是告知傅惜华自己将在长安戏院演出，希望傅帮忙宣传，另一通如下：

惜华先生大鉴：昆曲研究会彩唱日期已否定妥，缘弟应沪上黄金之聘于本月二十号后动身，前见《新民报》刊载定十四日演唱，但近日报载十四五两晚为进化社主箱之大合作戏，则昆曲出演定在何时，抑另换园子，统希示悉为盼，耑此致颂台绥，弟俞振飞拜上，九月七日。令兄芸子先生前道候不另。

信中所说的昆曲研究会成立于 1938 年 8 月 15 日，黄金即上海黄金大戏院，据《昆曲研究会彩爨纪念集·第一期》记载“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次学术讲演会，聘请本社顾问俞振飞先生，主讲‘昆曲唱法之研究’”，但无法断定该信写于 1940 年 [19]。

马连良在抗战期间也一直登台演出。他在信中谈到国剧学会筹办的演出酬金分配一事，手下办事人员误领了新民会的酬金。

惜华先生台鉴：敬启者，承蒙多方协助，甚为致感，前次贵会举办之戏，敝之包银已有前例可查，奈固此次之额数因敝班管事人诸事繁多，误将新民会所办之额数领取，敝特专函更正，实深抱歉，并恳代向贵会当局声述，诸希原谅是聆，专此并颂，公绥。

信中提到的“新民会”全称“中华民国新民会”，是侵华日军于 1937 年 12 月 24 日在北京成立的伪团体 [20]，可以断定此封信写于 1937-1945 年期间。

1942 年 5 月，同为国剧学会成员的杜颖陶致信傅惜华，商讨陈墨香的丧事安排。陈墨香长期为荀慧生编写新戏，后分道扬镳。陈墨香生前备受瞩目，但身后寂寥。杜颖陶想请傅惜华主持陈墨香的公祭仪式。1949 年后，杜颖陶与傅惜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共事，共同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水浒戏曲集（第一集）》等。

浦江清、汪健君则是清华大学谷音社的成员，傅惜华与他们多有交往，书信涉及谷音社曲会等事。浦江清致傅惜华一通书信：

惜华先生有道：久违雅教，深念，前辱赐观尊著一种，获益匪浅，拜感垂□，忙中竟未函谢，罪疚实深，上上星期六曾到国剧学会拟趋谈面谢，因时已晚，未见惜之。敝校昆曲组织谷音社同人久仰先生山斗望重，曲学渊博，函聘先生为名誉社员，随时来社或通函指导，使能常亲教益，匡正不逮，托为兄容附奉公函及社约一份，乞赐览观，先生热心剧曲，必可俯允。再者，尊友刘澹云先生，敝校同人久仰之至，不知能否托先生致意，亦同约聘，另函托转并为一之至成。耑此敬请著安。弟浦江清五月十二日。

浦江清在 1937 年 7 月后随校南迁，此信当写于 1935-1937 年间。该信显示，傅惜华曾赠浦江清著作一部，清华大学谷音社想聘傅惜华及刘澹云为名誉社员。根据记载，傅惜华曾到谷音社参加活动，想必后来已应允加入该社。

（三）主持电台戏曲曲艺栏目

傅惜华将曲艺带上电台，是较早注重曲艺传播的学者。现有资料虽无法回答 1937 年前傅惜华是否在有关电台任主持人的问题，而他 1939 年后在伪北平“中央广播电台”主持文艺节目却是确凿无疑的。从书信的信封地址来看，田瑞庭四十年代移居天津，他给傅惜华的信封显示傅惜华住在东四九条汪家胡同 37 号，提到电台的几封信的地址均为东四九条汪家胡同 37 号，可以断定这些信均写于 1939 年后，因而 1937 年前傅惜华很有可能并未在电台任主持人。

关于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沦陷区，日伪政权为了对中国人民实施殖民奴化思想的统治，先后建立了大约 50 座广播电台，并且强制人们只能收听当地的日伪广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设在长春的伪满‘新京放送局’，北平的伪‘中央广播电台’，上海的伪‘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的汪伪‘中央广播电台’等等。对中国原有的民营广播电台，日本侵略者先是强迫登记、逼令停止抗日宣传；继则一律取缔，不准民营台生存。”[21]在电台任职时期，傅惜华主要负责文艺部，播放了包括京剧、昆曲、曲艺、皮影戏、京剧知识在内的多种艺术 [22]，对于当时一些濒临失传的曲艺起到了宣传推广作用。在电台播出的艺人较多，如奚啸伯。奚啸伯在致傅惜华的书信中曾有这样的内容：

惜华仁兄惠鉴：久违为念，启者前，贵台拟播弟星期之戏，以星期六为谭君之《失街亭》，次日再放《失街亭》，未免重复，故曾电嘱商量改戏，因该日之戏系先期定妥，又为友人所烦，在吾兄商量改戏时已售出若干票矣，故无法应命，殊为抱歉，兹特函当祈原谅，专此布歉，敬请大安。啸伯十七日。

奚啸伯虽然得知周六日两天均播放《失街亭》有所重复，但是票已售出，而且该戏是应朋友邀请演出的，所以无法更改，故向傅惜华来函致歉。

此外，还有昆曲笛师田瑞庭给傅惜华的信，田瑞庭是北方昆弋班著名笛师，1938 年被傅惜华主持的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聘为教师，四十年代起移居天津。书信内容为田瑞庭由津至京赴傅惜华国剧电台未得见后，去信问安；票友下海的南铁生助《北平半月剧刊》主编沈闻雒邀请傅惜华担任该杂志顾问一事；华乐戏院总经理万子和因华乐园翻修改华乐戏院前安排夜场公演，请傅惜华主持的广播台代为广告一事。上述信中的电台均指伪中央广播电台，可见写于 1937-1945 年。

对比马廉、吴梅、郑振铎、梅兰芳、齐如山等人，以及宋春舫“褐木庐”的话剧收藏，傅惜华的收藏面广，有大量明清民间刻本、钞本、写本，尤其是花部戏和宫廷戏曲资料。黄仕忠曾披露傅惜华 1938 年给日本戏曲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一份藏书目录之前有一段文字，傅惜华这样论述当时的戏曲研究情形，也可以视作他从事戏曲文献搜藏的缘由：

晚近戏曲之学，日益昌明。中外高庠，既列为科目，而公图私家于杂剧传奇名作，尤致力搜罗，竞相庋藏。于是向为士夫鄙夷之物，渐相呈现世间。精椠佳刻，久已供不应求；孤本秘册，时有未见著录。海宁王静庵先生《曲录》，虽不足餍人；即镇海姚梅伯《今乐考证》，亦难供骥索也。[23]

傅芸子在《国剧画报》发刊词也提到过类似的表述，“年来国人对于戏曲之研究，已有浓厚之兴趣”，并强调了该刊物是“文图并重”戏剧刊物的唯一一种。梅兰芳在国剧学会第一次志集发言时提到学会的目的，他说从美演出归来后，觉得必须“努力整理国剧”，国剧学会宣言也提到“谨严整理之责任，愈在我剧界同人”，《戏剧丛刊》出版介绍中提到宗旨“对于国剧站在学术的立场，为整理与研究之工作内容”[24]。可见，“整理与研究”已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傅惜华以及学界同仁的戏曲文献搜集整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虽然王国维搜集了大量的文献，但是仅限于宋元两代文献搜集以及宋之前相关资料的辑佚，对明清两代资料无涉。按照学者的代际划分，傅惜华正是王国维的下一代学者，这种延续和变化也是学术风气的转移。

傅惜华 1937 年《二西堂日记钞》[25]三则日记提到了购买古籍的经过，这三则日记虽然是私人叙事，但是公开发行便归属于公共话语。关于这三则日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三则日记是有意为之，并非傅惜华真实记录，这次的日记特辑是《青年界》杂志有组织有计划召集 100 多位学界名人发表日记，傅惜华的日记选择了不同月份的三篇，且记述详细，均与戏曲有关，很有可能是为写而写；第二种可能是傅惜华有记日记的习惯，选取了三篇比较详细的日记，但未发表的日记均在后来的运动中散佚。傅惜华 20 年代末期搜藏戏曲文献的情形，可以从长泽规矩也的记录中探得一二，具体方式是在书肆一一搜寻。1937 年的日记记录则不同，而是由书商带古籍来面谈，有时会出现多次谈价，明本李陆的二卷《南西厢》就是经过多次议价定下来的。仅公开的三则日记就提及藏入多个珍本，如明本李陆的二卷《南西厢》、冯梦龙《古今谈概》，傅惜华欣喜之余便着手准备《冯梦龙著述考》，可见其研究与搜集的紧密联系。日记中还提到孙楷第来家鉴读珍本、多次赴国剧学会、因事未赴清华大学谷音社第六次公开曲集等事。关于著述，日记里提及 1937 年上半年傅惜华正在写《碧蕖馆藏曲志》、校订《曲海总目提要》《青楼集》、整理《李笠翁年谱》《旧京徽班提纲总目》。

此外，傅芸子、傅惜华二人到三十年代赴日本搜集俗文学资料，不仅进入皇家藏地正仓院，还进入内阁文库查询，并到私人藏书地寻访，对中国俗文学域外资料搜集做出了巨大贡献。

傅惜华与俞平伯的四通信除了一通为私事外，其余三通主要围绕昆曲《盗甲》展开。俞平伯在清华大学谷音社准备出版曲谱集，但《盗甲》一折民间流传的本子错讹较多，对于如何校对或出版，俞平伯想听取傅惜华的意见，并借取了傅惜华的《雁翎甲》旧本。笔者根据时间顺序将三信抄录如下。

惜华先生左右：久未聆教，益近继动定咸宜为颂，谷音社近拟印行曲谱，先以首集（凡二十折）行世，如不赔本，尚可续出，现在正筹备中，其中有《盗甲》一折俗传文字有可疑者，坊行曲谱均未收此曲，弟欲得原本《雁翎甲》校订之而未果，不知尊斋或国剧学会无有此本否？若无原书，有旧抄本《盗甲》亦可，盼复示。如何看阅，容再函商，琐读为愧，敬颂大安不一。弟俞平伯二月廿五。

惜华先生左右：前承赐以《盗甲》原刻本抄件，感荷以牵于事，曲谱钞校延迟尚未克呈政，《盗甲》折伶工传本讹异甚多，若折衷依违其间及成两伤，兹拟仍俗本之真而以原文附，见谅荷台允。《盗甲》作者旧说不同前者，尊札似言秋堂和尚未知然否，高见盼示及一二当采录跋文中以志雅谊，匆上敬颂撰安。弟俞平伯六月十七。

惜华先生左右，前上一闰□未知曾复览否？《盗甲记》作者在尊藏康熙刻本若何题署，盼于盼□中示及，弟已移居入城，地址如信封所别，匆上敬颂，起居不一□。弟俞平伯七月十日。

水浒戏《盗甲》出自《雁翎甲》，演时迁事，作者为秋堂和尚。傅惜华五十年代曾编纂水浒戏资料集，《古本戏曲丛刊》亦收此本。据 1947 年俞平伯回忆，清华大学谷音社成立于 1935 年 3 月17 日（但定花朝节旧历 2 月 15 为成立之日），成员有朱自清、浦江清、陈竹隐、汪健君、唐盛可、唐佩金等，最多时一度达三十四人，实际在社度曲有二十四人。该社聘吴梅为导师，1937 年 7 月7 日后停办 [26]，由此推断这三通信当写于 1935-1937 年间。

孙楷第致傅惜华书信有四通，除一通是孙楷第托傅惜华为一徐姓青年寻找工作，其余三通皆与戏曲有关：

惜华我兄：弟二月底离家，于四月廿三日始回家，匆匆未及拜谒，想近况大好，近有稽古堂画友托弟介绍于兄，祈请接见为本。近安，弟楷第，四月廿七日。

惜华兄：明本戏曲半部，书主有意要还，请兄速抄，又《青楼集》过完否，傅沅州先生亦欲过也，匆匆即请万安，楷第十二月九号。若赐回复请寄图书馆即可。

惜华兄：《九宫正始》已出版，兹送呈，其中有齐如山先生一部，兄一部，梅老板已离平，会至为念之。大安，弟楷第。十月十七日。此书昨日收到。

孙楷第此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第二通信可以看出傅惜华为搜集珍贵戏曲文献，经常借书抄书，从孙楷第处就借了明本戏曲半部和《青楼集》抄写过录。有趣的是，五十年代傅惜华和杜颍陶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否使用此次过录本亦未可知。第三通信指出梅兰芳已移居上海，且国剧学会还未解散，《影印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出版于 1936 年，那么书写时间极有可能为 1936 年。

中日交流自唐以来一直保持紧密状态，但是晚清交流已经发生转向，即由之前的“中-日”转变到近现代的“日-中”。戏曲界更是如此，不仅在资料回流、术语传入等方面表现突出，在学术观点、思路和理念上也凸显了中日交流的频繁和深入。

傅惜华、傅芸子与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通信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真实状况，具体交往包括互赠俗文学珍贵资料（《刘知远诸宫调》照片）、研究成果（《刘知远白兔记诸宫调考》）、戏曲唱片（高腔）等。这批书信中，最有价值的是《刘知远诸宫调》资料的传入和傅芸子、傅惜华、王古鲁出任伪职的一手资料。

《刘知远诸宫调》是 20 世纪戏曲研究的重要发现。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最早得到《刘知远诸宫调》照片，由于无暇顾及，便将材料交给了弟子青木正儿。青木正儿经数年研究，于 1932 年在《中国学》上发表《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后三次被译成中文 [27]。这是首次对《刘知远诸宫调》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并提出《刘知远诸宫调》早于《董西厢》，是现存最早的诸宫调文本。郑振铎在友人处见到《刘知远诸宫调》抄本，同年秋在京见到原刻本照片，对比之后发现抄本无误，并于 1932 年写成《宋金元诸宫调考》一文 [28]，发表于 7 月的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文学年报》创刊号 [29]。在《宋金元诸宫调考》将要完成时，郑振铎见到了青木正儿的《刘知远诸宫调考》，对其观点深表赞同。

而《刘知远诸宫调》照片如何传入中国，学界尚未有清晰路径。但傅惜华一封给青木正儿的信中提到了该资料以及青木正儿的研究论文。信件摘抄如下：

青木先生道鉴：……日前接奉瑶函并承赐大作《刘知远诸宫调考》及原书照片一部，拜读之下，钦佩无似，厚施自远，感篆无穷。华癖于戏曲，断简残编，时时搜集，然皆他人吐弃之余，今荷惠赐珍本，巾箱生色矣，从此曲坛增一研究之新资料也。现已致书家兄芸子，请其设法将先生大作译为汉文，华可再详拜读宏论。日昨寄上敝会《戏剧丛刊》一册并奉赠《北京画报》长期一份，统祈哂收，更希教言，手此敬请署茀。傅惜华拜上。六、廿二。[30]

据此信判断，这是傅惜华首次见到《刘知远诸宫调》，同时收到青木正儿的日文论文。信中提到傅惜华“现已致书家兄芸子，请其设法将先生大作译为汉文，华可再详拜读宏论”，可以看出傅惜华对日文并不精熟，也说明当时国内尚无译本。因而，该信当写于 1932 年 6 月22 日。郑振铎在《宋金元诸宫调考》文末提及，他的论文将要完稿的时候，赵蜚云（万里）带来了青木正儿的文章，并告知之前《刘知远诸宫调》抄录本也是得自青木，并未提及原书照片 [31]。这就说明，《刘知远诸宫调》的流传应该是这样的：该书照片最初由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得自俄国，后交给青木正儿，1932 年初抄本流回国内，接着原书照片传入。向觉明是较早拿到抄本的人，而赵万里、傅惜华则是较早得到该书照片的学者，且是同时得到青木正儿赠送原书照片和论文的学者。抄本流回国内的时候不会早于1932 年。而郑振铎 1958 年的回忆称 1930 年春见到抄本、秋见到照片，显然是误记 [32]。

关于傅芸子、王古鲁出任伪职的资料。三封书信摘抄如下 [33]。

迷阳博士左右：前上一书，谅已达览，弟之行期现又提前，因今日周作人先生来电，令弟早归就任北平图书馆职务，弟无法，改于本月廿六日启行……芸子顿上，十二。大著《小说三塔记研究》一册已拜收，适拙译黑田先生板画史刊于《东方文化月刊》，寄来前后二册，兹外函寄上即希赐教为幸。芸子又及。

迷阳先生有道：敬启者，京驿辱劳相送，深感厚情，别后一路顺适，如期安抵，北京图书馆新职已定，为编目部主任，惟因组织条例尚未通过，故开馆尚无期，至北大功课三月新学期始开始也……芸子拜上，一月卅。

迷阳博士道席：久违雅范，弥切驰思，比维，文祉清嘉为颂。……现弟已奉命至北京图书馆供职，为编目部主任，王君古鲁亦入馆，为秘书主任……手此，敬请大安。弟芸子顿首，五月十日。

1942 年 1 月，傅芸子在日本讲学近 10 年后返回中国，返回的理由是周作人的多次催促。1942年 1 月，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国立北京图书馆，教务总署督办正是周作人。傅芸子 1942 年 1 月又致信青木正儿，提到“北京图书馆新职已定，为编目部主任”，但是尚未就职。同年 5 月，傅芸子已就职“为编目部主任，王君古鲁亦入馆，为秘书主任”。两年后，王古鲁自称不适应离开北京图书馆，但这或与周作人卸任教务总署督办一职有直接关系，而非不适应。周作人在抗战时期不仅出任伪职，且拉拢一大批文人“落水”，这是又一直接证据。

北京戏曲学人与艺人在抗战时期的交往包括了学者与艺人、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两个层面。从特殊的时代背景出发，以傅惜华、傅芸子为代表的戏曲学者身份切入，这批新见书信折射出抗战时期戏曲学者和艺人在学术、生存、气节、道义等诸方面的困境。傅芸子、傅惜华、王古鲁出任伪职，显然大节有亏；而众多的戏曲艺人、学者在这一时期为了生存而演出、任教，更多是无奈之举。他们之间交游的显与隐，折射出学术、生存、政治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

傅惜华、傅芸子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国戏曲的研究、交流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戏曲研究进入深层次、入肌理、全面吸纳西方现代学术理论体系的时候。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不仅是资料的互通有无，更有研究方法、视野的交融和碰撞。

注释：

[1]民国时期，北京、北平两个称呼反复更替，为行文统一，除专用名词外，均称北京。

[2]对于傅氏兄弟的研究主要有：其一，戏曲文献搜集及目录编纂的研究，如郭英德、徐畅《近十五年傅惜华藏戏曲文献整理研究述评》，郭英德《论傅惜华戏曲目录著作的史学价值》，谢雍君《傅惜华戏曲文献提要述略》，杨慧《傅惜华所撰藏曲目录探赜》，韩翠霞《傅惜华戏曲目录学研究》，刘效民《傅惜华戏曲曲艺著述索引》，鲁海《傅惜华的戏曲曲艺书目》，傅耕野《傅惜华对“子弟书”的收藏和研究》《傅芸子的东瀛访古》等；其二，傅惜华戏曲研究总体评述，如苗怀明《傅惜华戏曲研究述略》，杨锦先、关家铮《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等；其三，傅氏兄弟与日本汉学界的交往，如黄仕忠《〈碧蕖馆所藏钞本杂剧传奇目录〉——傅惜华与长泽规矩也的交往印痕》等。而对傅氏兄弟的人生经历、交游、学术历程、社会活动尚缺乏相关独立、深入探究和评述。

[3]傅惜华：《二西堂日记钞》，《青年界》1937 年第 1 期。

[4]参见张小钢编注《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大象出版社 2011 年版。

[5]https：//cul.sohu.com/a/692973306121124762。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52815589073207726&wfr=spider&for=pc。

[7]上拍书信均为来信，后文所引书信均自此处，不再标注。

[8]参见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2016 年版。

[9]陈子善：《不该被遗忘的傅芸子》，《博览群书》1998 年第 11 期。

[10]苗怀明：《傅惜华戏曲研究述略》，《戏曲研究》第 74 辑，第 149 页。

[11]张静：《傅惜华与昆曲（1926-1932）：以〈北京画报〉为视点》，《戏曲研究》第 75 辑，第 36 页。

[12]曹南山：《“梅程党争”的幕后较量：从〈戏剧丛刊〉与〈剧学月刊〉管窥艺术流派之争》，《戏剧》2016年第 3 期。

[13]傅芸子：《发刊词》，《国剧画报》1932 年 1 月 15 日第 1 期第 2 页。

[14]同上。

[15]《国剧学会主编杂志〈戏剧丛刊〉出版》，《国剧画报》1932 年 1 月 15 日第 1 期。

[16]傅惜华：《昆曲虹霓关总本引言》，《国剧画报》1932 年 1 月 15 日第 1 期，第 4 版。

[17]梅兰芳、余叔岩：《国剧学会缘起》，《戏剧丛刊》1932 年 1 月第 1 期。

[18]1932 年傅芸子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十年，在此期间考察日本皇家宝库正仓院，撰成《正仓院考古记》一书，傅惜华于 1939 年访日。

[19]北平国剧学会编：《昆曲研究会彩爨纪念集 第一期》，1942 年版，第 2 页。

[20]唐志勇：《日伪“新民会”始末》，《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

[21]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页。

[22]傅耕野：《傅惜华与碧蕖馆藏书》，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 37 辑，北京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3-184 页。

[23]傅惜华：《碧蕖馆所藏钞本杂剧传奇目录》，转引自黄仕忠《〈碧蕖馆所藏钞本杂剧传奇目录〉——傅惜华与长泽规矩也的交往印痕》，《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24]均见《国剧画报》1932 年 1 月 15 日第 1 期第 2、3 页。

[25]“二西”指南北《西厢记》刻本，傅惜华藏有南北《西厢记》多个不同的珍本，引以为重。

[26]俞平伯：《忆清华园谷音社旧事》，《论语》1947 年 125 期。

[27]陈安梅：《〈刘知远诸宫调〉在日本》，《文教资料》2021 年第 7 期；白宗炜：《青木正儿〈刘知远诸宫调考〉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文教资料》2025 年第 20 期 .

[28]郑振铎：《刘知远传诸宫调不分卷》，《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7 页。

[29]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65 页。

[30]张小钢编注：《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第 322-323 页。

[31]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文学年报》1932 年第 1 期。

[32]郑振铎：《刘知远传诸宫调不分卷》，《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7 页。

[33]分别见于张小钢编注《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第 306-307 页、310 页、312-313 页。

制作：党晓洁

责编：李   菁

审核：吴新苗 赵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