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彩陶戏曲纹样的文化内涵、现状与传承路径研究

摘要

界首彩陶作为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工艺，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界首彩陶融合了北方陶瓷多元文化，集磁州窑剔花工艺和宋三彩装饰之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其装饰纹样丰富多样，纹饰生动质朴，充分展现了皖北地区民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质。特别是在清末晚期至民国末期，随着戏曲艺术的繁荣，界首彩陶深受其影响，在装饰纹样中大量融入了传统戏曲故事人物和场景（如图1），如《周瑜打黄盖》《包公探案》《白蛇传》以及《秦琼大战尉迟恭》等经典剧目；这些戏曲故事人物逐渐成为界首彩陶装饰纹样的重要题材，赋予了彩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这种独特艺术特色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密不可分。界首地处黄淮平原，颍河穿境而过，历史上黄河多次南泛夺淮，在境内沉积了丰富的黄色黏土（“黄胶泥”或“黄泛泥”）及周边优质黏土资源，为彩陶制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2]。徐艺乙在《论民间艺术的基本特征》中指出，民间艺术的地方特色是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定区域内自然条件（地域、气候、物产）的差异，加之劳动者需求、观念、技艺等主观因素的不同，造就了社会文化传统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方言、地方戏等多元文化形态亦印证了此点[3]。界首位于豫皖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特殊，使其深受中原文化东渡江淮的影响[4]10-11。当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特别是兴盛的地方戏曲，不仅广受百姓喜爱，更深深影响了彩陶艺术——匠人们将戏曲人物、故事情节等元素融入陶器刻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戏曲纹样用于彩陶装饰。

图1 20三彩剔花刀马人纹

（图片来源：由安徽大学高峰提供）

一、界首彩陶釉彩装饰与纹样特征

（一）流光溢彩的三彩釉色装饰

界首彩陶在着釉工艺上承袭了唐、宋三彩的传统风格，但摒弃了其明艳浮华的特点，以独特的“黄、绿、褐”三彩釉色闻名。作为我国江海地区著名的三彩釉陶产地之一，界首彩陶的历史可追溯至隋唐时期。《皖志述略》中记载：“界首城东八里，颍水南岸有古窑址。”自隋唐起，当地居民业陶已逾千年，至今产品仍承袭唐三彩特色。界首窑旧有卢窑、魏窑、殷窑、沈张窑等十三处窑群，其中以卢窑最为著名[5]。

界首彩陶釉色的形成与其独特的烧制工艺密不可分。当地黄黏土中的氧化铁是呈现暖黄色的基础材料，经氧化焰烧制后，釉层厚润如蜜；锰氧化物则在烧制过程中与化妆粉土发生反应，生成深褐色，常用于轮廓线或底色，增强画面层次感；最后采用含铜矿料，在还原气氛中生成青绿色，通过点彩、泼釉等手法局部叠加绿釉，利用釉料流动形成自然交叠，使釉面晶莹如玉（如图2）。这种釉色交融的视觉效果不仅承载了传统工艺的智慧，也深刻体现了皖北地区的审美追求和民俗文化内涵。

界首彩陶的三彩釉色装饰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对皖北地区民俗文化的传承与表达。色彩的选择与搭配反映了当地民众对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暖黄色象征丰收与富足，深褐色寓意稳重与根基，而青绿色则传递生机与希望。这些色彩的运用不仅赋予彩陶作品强烈的地域特色，也使其成为皖北地区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图2 界首彩陶《罗汉心经瓶》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二）富有节奏的线刻表现手法

线刻是界首彩陶戏曲纹样中最基本的造型要素，也是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刻制不同戏曲场景时，界首彩陶制陶师傅通过对线条出、入笔轻重缓急的精准控制，生动地表现出戏曲人物的形态、气质和情感（如表1）。

1．文戏人物的柔美表现

界首彩陶通过独特的刀工技法，形成兼具程式化与叙事性的视觉语言。其中，“柔笔”与“劲笔”的辩证运用构成其表现根基。

在刻制文戏人物时，制陶师傅采用轻柔的入笔方式，笔尖向行笔方向倾斜，并使用较轻的力度将化妆土挤压开，从而形成流畅柔顺的线条。在收笔时，师傅会慢慢提起铁笔，使线条末端显得平顺，以此表现出文官智珠在握、心平气和的气度。例如，在界首彩陶《白蛇传》故事人物纹罐中，《断桥相会》片段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白素贞手持折扇，许仙右手擎伞，左手执扇，两人相望交谈；而白娘子身后的小青手持宝剑，怒视前方”（如图 3）。整个纹饰用柔顺流畅的线条生动地表现了许仙与白娘子的柔情以及小青的愤恨。

2．武戏人物的刚劲表现

与文戏人物表现技法不同，刻画武戏角色或表现激烈情绪时，界首彩陶运用“劲笔”技法：以顿挫起笔开端，行刀深峻有力，收锋则采用方折手法，形成粗犷的刻线以强化动态张力。

具体操作上，制陶师傅采用有力的入笔方式，笔尖在走线时向后方倾斜，并使用较大的力度铲开化妆土，形成边缘稍有毛糙的线条。在收笔时，师傅会快速提笔，使线条末端显得干脆利落，以此传神地表现出武将勇猛的形象。例如，在界首彩陶《周瑜打黄盖》戏剧场景中，刻制线条干脆利落，周瑜口咬雉翎，形象英俊神武，整体动作呈怒打击状；黄盖则狞髯张目，作不甘示弱状。苍劲有力、干脆利落的线条将周瑜与黄盖两位武将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所言：“抽象线纹，不存于物，不存于心，却能以它的匀整、流动、回环、屈折，表达万物的体积、形态与生命；更能凭借它的节奏、速度、刚柔、明暗，有如弦上的音、舞中的态，写出心情的灵境而探入物体的诗魂[6]。”

界首彩陶的线刻通过线条的轻重缓急和刚柔并济，制陶师傅将戏曲人物的情感与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观者能够直观感受到戏曲故事的魅力。这种表现手法不仅是对戏曲艺术的致敬，也是对皖北地区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同时，线刻手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反映了当地民众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与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表1 界首彩陶戏曲纹样线刻表现手法

（图片来源：《界首彩陶——汉英对照》）

图3 民国三彩剔花《白蛇传》故事人物纹

（图片来源：周京京.界首彩陶——汉英对照[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

（三）充满张力的饱满艺术构图

界首彩陶戏曲纹样多采用通景式构图——其特点是以饱满的纹样铺满器物表面或主体区域，确保无论观赏角度如何，观者皆能领略完整的纹饰主题[7]。这种构图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充盈感——界首彩陶艺人在器型多变的情况下，始终保留着“饱满”的构图（如图2）。

典型案例当属三彩剔花刀马人坛，坛形肩颈部环饰卷草纹饰，器形主题区域铺展刀马人纹样。刀马人物纹通过繁复的衣饰刻画形成视觉密度，其中服饰细节运用密集的刻线技法强化质感，人物大开大合的肢体动作、武器的摆放填满器物主体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器形的主体纹饰后，制陶师傅还根据器形大小和形状，在间隔空白处增补辅助纹样。坛体自上而下的装饰布局，实现了器物表面空间的全方位利用，使有限的空间承载起戏曲故事的丰富内容。

这种“满”的审美趣味具有两种价值：一方面通过高密度的视觉元素产生了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饱满丰厚的装饰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思想深处的美好意识[8]。界首人民将“圆”形陶坛造型视为家人团圆的美好象征，“满”的构图手法则被赋予幸福美满的寓意，两者结合构成对“圆圆满满”美好生活的具象化表达。由此，界首彩陶已超越实用器皿的范畴，而是成为皖北传统农耕社会中民俗文化的重要表征，既是界首人民表达文化意识的工具与手段，更是当地民俗文化内涵的立体化呈现。

图4 饱满构图的界首彩陶

（图片来源：由安徽大学高峰提供）

（四）疏密有致的纹饰刻画风格

界首彩陶戏曲纹样刻画中深谙疏密有致的刻画风格，通过对纹样密度的节奏性调控实现视觉平衡。以戏曲中标志性纹样刀马人为例（如表2），其装饰纹样自上而下可分为六个部分：头面、躯干、双臂、战袍下摆、腿部、战马，各部位通过差异化的线刻密度形成艺术张力。

在刀马人头面部分的处理上，制陶师傅构建了精妙的视觉引导系统。面部以简洁线条勾勒五官——人物眼睛部分会用两条不交叉的弧线来表达眼睛的上下轮廓，眼珠则通过一条竖直的弧线表达。而多层头冠则采用密集的线条，连珠纹、团珠纹、弧线、波浪线等纹样密集交织，营造繁复的冠饰结构。这种上密下疏的对比设计，使观者的视觉重心自然聚焦于五官，从而赋予静态的人物纹样具有“眼神如炬”的生动感。人物躯干、双臂、腿部部分延续密体表现原则：躯干、双臂、腿部部分的人物衣甲的结构纹样通过网纹、圈纹、平行纹等繁密图案表达，形成视觉冲击；战袍下摆、战马部位则采用留白或以较长的平行曲线勾勒，形成视觉缓冲，实现节奏调节。值得注意的是战袍的立体化表现技法：前部靠近腿部前缘的部分通过连续曲线表现出战袍裹在腿上的质感，中部松弛下垂，表现战袍的厚重质感，后部搭在战马背上的造型处理，与壮硕的战马造型形成呼应[4]75-77。战马作为画面的疏体代表，除前后饰带和马鞍外，多不刻制其他纹样，通过简单轮廓凸显战马动态。

这种“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刻画风格，不仅是匠人对材料特性与戏曲美学的深刻理解，更是中国传统艺术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理念的具象化表达。这种疏密有致的刻画风格最终成就界首彩陶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力。

表2 界首彩陶刀马人纹样刻画风格分析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二、界首彩陶当代价值及其传承困境

（一）界首彩陶当代价值

图像作为代表物象显示的符号，实际上，又衍生出图像物质存在的增值效应[9]。民间艺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同时也映射出一个地区的民间艺术发展是与该地区的民俗民风、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及审美情趣相一致的，体现了造物行为与民众生活的内在关系[10]143-145。

1．反映民间审美情趣

黑格尔曾指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11]。”界首彩陶纹样体系的形成正是这一论断的生动体现——其装饰的主题始终与地域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戏曲艺术兴盛，界首彩陶开始出现大量的戏曲纹饰。

新中国成立后，彩陶纹饰迎来了戏曲元素的全面渗透。这一时期，界首地区的庙会与节庆集会活动为戏曲传播提供沃土。每逢集会都会有搭建戏台进行戏剧表演的活动，其中豫剧为表演的主要剧目。豫剧表演不设专门的戏楼定期表演，而是以“玩散班”的方式出现在各种集会、庙会、祝寿、婚庆等活动上进行表演，其审美特点亦非常贴近民众的欣赏趣味。在此基础上，彩陶艺人创造性地融合木版年画、剪纸贴画等其他传统技艺，孕育出以豫剧戏曲人物形象为核心的“刀马人”纹样。

界首彩陶“刀马人”纹样创始人卢山义曾表示，他酷爱观戏，尤喜界首沙河调与河南豫剧，一有机会便前往观看。戏中场景、人物神态乃至每个眼神都深印其脑海，因而创作时得心应手，人物各具特色。经潜心摸索实践，他最终独创了“刀马人”戏剧人物三彩刻花坛[10]143-145。这番创作历程揭示出彩陶纹饰发展的深层逻辑：艺人们通过对民俗活动的沉浸式体验，将动态的戏曲表演转化为静态的陶器装饰，使纹样成为地域文化生活与集体审美意识的视觉转译。这种艺术演化路径，本质上正是黑格尔所述的艺术与民族地域文化母体共生关系的具体演绎。

2．倡导道德伦理思想

界首彩陶在本质上是以写意传神、抒情言志为主导，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12]。界首戏曲纹样彩陶一方面赋予人们美的愉悦——通过视觉美感实现心理满足；另一方面则净化思想，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如表3）。

在具体案例中，纹样叙事与道德伦理符号形成深刻互文：《秦香莲告状》故事人物纹罐，秦香莲跪地哭诉，包公正在认真聆听，不受权势影响，坚持秉公执法，为秦香莲伸张正义，其故事纹样凝结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陈敬思搬兵》故事人物纹罐，文官老爷陈敬思冷静应对花脸李克的刁难，运用多种策略去完成搬兵任务，将智慧斡旋与宽容品格的道德命题具象化，折射出人们对智慧、宽容等美好品质的追求；《智取威虎山》人物纹罐，杨子荣目光坚定，挺直站立的造型语言，彰显了人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敬和赞美。

彩陶艺人通过对戏曲故事场景造型的提炼，将抽象道德伦理观念注入彩陶表面，使彩陶成为传统价值观念的物质载体。这种“器以载道”的创作逻辑，印证了界首彩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深度。

表 3 界首彩陶戏曲纹样倡导的道德伦理思想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3．表现吉祥文化追求

吉祥文化是人类追求吉运祥瑞的体现，趋吉避凶的心理观念自古有之，亦是经久不衰的探讨主题[13]。这种特质在《易经·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框架中彰显——器物不仅承载着古人对形式美感的认知，更借有形之“器”传递无形之“道”[14]。界首彩陶正是通过器形和纹饰双重设计语言，传达出民众对吉祥文化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器形方面，界首彩陶器物以圆形器型为主，寓意吉祥团圆。例如，女方出嫁时，家里会陪嫁一件圆形三彩陶罐（如图 3），象征着团圆和完整。除此之外，界首彩陶还有葫芦造型的瓶类容器（如图4），葫芦作为中国传统纹饰和造型题材，被赋予着各种吉祥寓意，界首彩陶通过“福禄”谐音的双关表达，将吉祥寓意融入日常器用之中。

纹饰设计同样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密码。戏曲纹样不仅承担着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装饰功能，更通过戏曲纹样背后的故事场景寓意，传递劳动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心愿。“包公铡美”的戏剧场景纹样在婚嫁陶瓶上的出现（如图5），即寓意着夫妻要恩爱忠诚不要背叛感情，倘若背叛爱情，古有包公怒铡陈世美的典故引以为戒[15]。界首彩陶这种伦理教化与艺术表现相结合的手法，使其超越了日常实用范畴，成为地域文化记忆与集体情感的传承载体。

（二）界首彩陶的传承困境

1．传承模式不适应当下活态发展

作为民间工艺美术品种，界首彩陶的创作实践主要依赖代代相传的传承和自身对生活的体悟，尚未构建系统化的美术教育体系与文化研究框架。其传承脉络长期呈现以家族传承为主，社会传承为辅的二元格局，这种传统的传承方式从两方面制约界首彩陶的发展。一方面，界首彩陶传承上存在家族性和封闭性，导致传承人之间缺乏广泛的交流与学习空间，形成行业内部的知识壁垒；另一方面，师徒制培养路径偏重技术模仿而忽视理论建构，从业者普遍缺乏系统的美术教育资源和现代化的知识结构，跨领域工艺认知薄弱。在当代社会转型加速背景下，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技艺传承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界首彩陶的发展现状，人才储备的持续萎缩正成为制约界首彩陶活态传承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历史维度审视，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统销模式使从业者形成“重技艺轻市场”的惯性思维当前以传承人个体作坊为主导的小规模生产形态，暴露出营销体系建构滞后、市场推广投入不足等症结，与当代工艺品的品牌化运营模式形成代际落差。

2．品牌传播路径弱化

界首彩陶在数字化传播领域呈现显著短板，其网络传播能见度不足且存在传播策略碎片化特征，叠加品牌视觉识别系统建设滞后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对外传播内容离散度较高，难以形成品牌凝聚力，严重制约彩陶文化价值的有效输出。彩陶作为承载独特工艺基因的非遗项目，其艺术独创性与技术专属性尚未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当前市场中仿冒制品流通现象已引发品牌价值稀释与市场利益侵蚀，这一产权保护体系的真空状态正在动摇技艺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根基。

3．数字化创新转型滞后

人工智能技术与非遗传播的深入融合不仅让虚拟信息与实体形态得以共存，更是大幅提升了非遗资源的可触及性和体验品质[16]。然而界首彩陶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多重瓶颈：技术上仍停留于纸质记录电子化的初级阶段，缺乏涵盖原料物性、工具图谱、工序影像与匠人口述的系统性数字档案，阻碍了核心技艺的深度转化；体验上缺乏活态交互空间，公众无法通过具身化操作建立认知闭环，难以超越纹饰表象理解技艺与情感的内核；产业上则存在技术应用与设计创新的断裂，造型与包装同质化严重，未构建梯度化产品矩阵，导致在年轻消费群体与高端市场的双重失语，持续加剧传统工艺与现代消费之间的代际鸿沟。

三、界首彩陶戏曲纹样的传承路径

（一）构建“线上+线下”协同传播机制

短视频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兴媒介，凭借其“短平快”的传播特性和庞大的用户基数，为非遗传播提供新动能和新机遇。当下，线上媒介诸如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为非遗提供了多元传播途径，为地方性、小众性的非遗提供展示平台与机会[17]。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必须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更好地以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文化生产传播方式，抢占文化创新发展的制高点。

作为国家级非遗的界首彩陶，其戏曲纹样所承载的皖北民俗文化基因，在短视频媒介传播中面临着与数字化表达之间的深层次冲突的问题。据《2024非遗短视频生态报告》监测数据显示：抖音平台非遗类视频TOP100榜单中，传统技艺类内容仅占19%，而界首彩陶主题优质内容占比不足3.7%。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三重传播困境：其一，界首彩陶戏曲纹样在拍摄与传播过程中因拍摄技术有限、拍摄场地糟糕等现实问题，导致观众失去兴趣，无法深入了解彩陶文化；其二，界首彩陶戏曲纹样在短视频平台传播过程中不受控制，文化失焦使其传播目的难以达到；其三，界首彩陶文化因为传承人少导致内容少，各类花式二创与传统传承模式交杂造成文化在短视频平台传播的无序性，制约文化传播。例如，短视频平台73%的昆曲内容为“戏腔翻唱”，将《牡丹亭》唱段与流行音乐拼贴，导致程式化身段体系被解构，观众对“水磨腔”本体认知准确率不足9%。

系统性传播策略构建需通过三重路径实现界首彩陶戏曲纹样文化符号的识别强化、传播交互的技术赋能及政媒协同的机制创新。首先建立文化符号识别机制，系统梳理其纹样的核心要素，强化其符号化表达并形成差异化标识，构建标准化文化符号库以确保文化本真性呈现。其次构建多维交互体系，基于抖音巨量算数平台定向推送至皖北文化兴趣群体，开发动态交互模块提升用户参与深度，建立双向反馈机制优化内容结构。政媒协同层面支持传承人参加短视频叙事工作坊，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传承人数字化培训，媒体机构制定内容生产标准并开发产品矩阵，地方政府建立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形成“生产-传播-评估”闭环管理。该策略通过文化重构、技术赋能与制度协同实现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有效突破。

（二）设计驱动让彩陶重获生机

在知识经济文化时代背景下，文创产业通过“传统元素现代表达”的价值创新范式，展现出经济增值与文化赋值的双重属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18]。尤其关键的是，文创产业通过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将非遗以更易于人们接受和理解的形式呈现出来，有效消解了文化传承的时空壁垒与认知隔阂。

当前，界首彩陶文化衍生品开发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其文创产品产业化程度不足，尚未形成集设计、生产、宣传、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使得大众难以在日常生活及网络购物平台中购买到此类相关的文创产品。另一方面，界首彩陶的造型仍然延续了原先的表现方式，造型古朴，创意匮乏，未能契合当代年轻群体的审美需求。文创产品的包装呈现出统一的颜色、内容，缺乏区分度。这样的文创产品创新不足，产品附加值较低，难以在市场上生存。

推动界首彩陶文创产品开发转化需构建三级支撑体系，首先需要健全政策引导体系，通过设立专项财政补贴，引入专业化创意设计机构，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创新激励与企业研发扶持的双向联动机制——具体通过安徽非遗工作站实施“传承人+设计师”结对机制，并配套设立创新竞赛奖金；其次根据现代设计的审美需求进行再创造，提取界首彩陶戏曲纹样精髓的元素符号特征，将现代设计手法和界首彩陶戏曲纹样的传统元素有机结合（如图6、图7）；最后完善市场激活体系，开发梯度化产品矩阵，轻量文创级植入NFC芯片开发AR明信片，通过景区自动贩售机与小程序预售渠道联动，同步建立高端典藏、日用消费分级体系，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生态。

（三）文旅融合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2018年4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成立，这意味着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迈上了新台阶[19]。文化为旅游助力，旅游产品是文化的载体。手工艺这一类非遗项目，只要建立在保证它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可以与当地旅游相结合的，这不仅能宣传和提高它的知名度，弘扬地域特色文化，打破界首彩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境地，同时还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20]。

界首彩陶文旅融合发展需构建“制作体验-博物展陈-艺术展销”三位一体协同架构。在制陶工坊实践场域，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导游客捏制简化版刀马人坯体，配备电动拉坯机与安全釉料，实现技艺的具身化认知转化；博物馆展陈空间可运用数字媒体技术重构历史制陶场景，应用光谱仪解析三彩釉料成分，采用动作捕捉技术还原刻花技法轨迹，通过AR眼镜叠加《秦琼战尉迟恭》等戏曲场景动画，构建时空演进认知系统，使观众对三彩刻花技艺的时空演进形成系统性理解；季度性举办彩陶戏曲主题市集，设置非遗直播间实时转化客流，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展演机制与限量版数字藏品的复合营销，打造文化消费新场景。同步实施“大师在场计划”，依托文化艺术名人的传播势能，构建“技艺展演-学术对谈-作品拍卖”的立体化传播矩阵，实现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的良性互构。

结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