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县戏曲文化·采茶戏丨第四章 流源考证·上(作者:赖斯清)

第四章 流源考证

第一节 采茶戏溯源

采茶戏是茶叶贡赋和地缘文化的产物。《宋会要辑稿》《明会典》《赣州府志》《赣县志》等文献记载赣县茶叶和贡赋的内容，证明了赣县在宋明两代产生茶叶产业以及贡赋的历史，剧作家汤显祖的“僻坞春风唱采茶”，《牡丹亭》“劝农”一剧中“乘谷雨，采新茶，一旗半枪金缕芽”，此情此景，不就是江南茶园包括赣县茶业的缩影嘛。

历史上，以王母渡为中心的南部山区，作为赣县历史上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在宋明两代茶叶产业和贡赋基础上，从山歌民歌到《四季茶歌》；从三脚班到三脚戏；从一旦一丑到二旦二丑；从茶篮到茶篮灯；从茶篮灯到茶篮灯舞；从茶篮灯舞到《姐妹摘茶》，再到《九龙山摘茶》，完整演绎了茶腔戏、灯腔戏，从孕育、形成、发展，演化流变的过程，环环相扣，逻辑顺畅。如果没有茶叶贡赋的背景和环境，没有王母渡码头的交易场所，没有外来茶商带来文化的交流，就不可能形成采茶戏链条式的发展逻辑。采茶戏因为形成在山野，因此留下了乾隆四十七年、五十二年禁唱采茶的禁碑；留下了哪怕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都还在流传的采茶戏关于“淫戏”的民间顺口溜。

康熙前后，采茶戏通过王母渡口岸与南来北往茶商的交流，经桃江向周边地区开始了蔓延传播，发展到乾隆年间采茶戏的大兴，留下了包括乾隆晚期禁碑在内的，以及传播后在周边县域留下的历史遗迹，如乾隆年间陈文瑞《南安竹枝词》的“淫哇小唱数营前，妆点风流美少年，长日演来三脚戏，采茶歌到试茶天”；《信丰县志》载的“严禁采茶、大戏”碑文；广东粤北《阳山县志》《南雄州志》和兴宁县出土禁碑中关于“乾隆年间三脚班大兴”、“乾隆年间知州下令禁演采茶淫戏”等文献和文物的遗存。 

茶腔戏的禁锢意外催生了灯腔戏的形成，是茶腔戏艺人在春节喜庆的环境氛围中，在茶篮灯舞基础上，通过茶腔戏艺人用戏曲表演的元素，催生了灯腔戏的生成，留下了嘉庆二十年王母渡下邦村的灯戏班；留下了光绪年间以王母渡为中心，包括韩坊、阳埠、大埠等乡村在内的约60个灯戏班社；留下了《九龙山摘茶》第一代至第五代传人的传承谱系。

同治年间，以《九龙山摘茶》为代表的灯戏，在经过了光绪民国年间的发展后，特别是通过1962年9至10月，赣南区《九龙山摘茶》专题汇报演出后，经现代采茶戏艺人对《九龙山摘茶》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经高宣兰先生再度创作，形成了采茶戏经典的传世佳作《茶童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茶戏以七紧八松九偷闲的茶腔戏模式，以及《九龙山摘茶》为代表的灯腔戏模式并行发展，形成了采茶戏同源异流的地方剧种——赣南采茶戏。

咸丰早中期，王母渡下邦村村民李碔滕，因从小好吃懒做喜偷扒，不受村民待见，无奈外出。咸丰晚期或是同治初，他突然从外地回到了家乡，带回了《九龙山摘茶》的故事框架。同治六年前，经爷爷李汤凭副榜（举人）地加工和整理，通过下邦村李屋的灯戏班社诞生了《九龙山摘茶》。

李碔滕，字朱英，外号“凿子（俚语指小偷）师傅”，王母渡镇下邦村人，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辛巳八月初七日子时，殁失考。他没有文化，但人机灵，因少年时的偷扒恶习，引起了村民的反感，无奈外出谋求生路。他流落穿梭到闽、粤、赣等地的茶山或茶场，因从小在家族灯戏班社的环境中长大，喜歌善舞，因此，他在外的数年，便学会了关于《九龙山摘茶》的故事。咸丰末或是同治初，也就是李碔滕青年时期回到家乡后，他靠记忆将《九龙山摘茶》的故事传授给了家族的灯戏班社，因为只有一个轮廓框架，或是零碎的片段情节，难以成戏。因此，他的爷爷李汤凭，便参与到了《九龙山摘茶》的记录整理，为《九龙山摘茶》形成助了一臂之力。

李汤凭，字卫山，官名梁，王母渡镇下邦村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已酉三月二十七日未时，殁于同治丁卯年（1867）九月二十三日酉时，同治丁卯科钦赐十七名副榜（举人），他在副榜前根据李碔滕口述，整理形成了《九龙山摘茶》。

李碔滕童年，因为从小受到家族灯戏的熏陶，喜歌善舞，具有学记《九龙山摘茶》故事的基础。而宗族的灯戏班社，则是《九龙山摘茶》形成的载体，符合逻辑。原始的《九龙山摘茶》，是描写茶商朝奉与仆人茶童，上九龙山收购新茶、品茶、还价，以及茶农摘茶、搓茶的过程，情节单一，史料把它归属于民间歌舞，后经过整理改编成了《茶童哥》。

《戏曲调查》第三章“志略”“赣县采茶戏代表性剧目”描述：《九龙山摘茶》为赣南采茶戏最原始的传统剧目之一，属赣南灯子戏，也就是灯腔戏。主要声腔为灯腔，次以东河戏弹腔，少数为采茶杂调。整本戏分《别家》《上路》《梳妆》《摘茶》《打店》《看山》《尝茶》《送茶》《摇船》《团圆》10场戏。原始本分为40多折(人物上场一段为一折)，叙述茶童陪同朝奉上九龙山买茶，以及九龙山茶母和四女一家梳妆打扮、上山摘茶、与朝奉议价、送茶下山，最后朝奉装船运茶回家等经过，没有多大的矛盾冲突和曲折剧情。剧中人物有朝奉（老生）、茶童（丑）、四茶女（旦）、茶母（老旦）、朝奉妻（旦）、店嫂（旦）、船婆（旦）、丫鬟（旦）。原始剧本中的朝奉为正面歌颂人物，店嫂也为正派人物，唯船婆（蚌壳精化）为反面人物，但也为正旦扮演。

然而，《舞蹈调查》第三章的第一节“九龙山摘茶”则这样描述：《九龙山摘茶》是在民间灯歌的“茶篮灯”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下邦村李氏族谱载：“开园摘茶前夕，皆有唱茶歌，舞茶灯之古习。上元之节，演唱《九龙山摘茶》，历代沿之。”

《戏曲调查》《舞蹈调查》对《九龙山摘茶》描述存在差异，但内容相近。《戏曲调查》说10场戏，而《舞蹈调查》只有5场戏的简介，是不是因为普查人员在调查整理的过程中，因为时间差或不同分组调查人员持不同观点等原因导致的呢，情况不明，但基调框架是一致的。

《舞蹈调查》5场戏的描述是这样的：    

1.《梳妆》。四茶女在春季前夕，不负春光，与花媲美。以“整装”“照镜”“梳头”“插花”“抹油”等梳妆生活模拟动作，表现了山区茶女愉快生活的心情。整个舞蹈，轻歌曼舞，生动形象。

2.《摘茶》。春风时节，茶园一片新绿，茶家姑娘手提茶篮、飞舞彩扇来到茶园，以“攀枝”“摘茶”“ 搓茶”“戏耍”等舞姿，表现了他们热爱生活、勤劳朴实的情操，整个舞蹈活泼欢快，轻盈婀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3.《茶童打店》。该舞以独特的高、矮步，变化多端的扇子花，表现童诙谐、幽默的性格。店嫂则以的“泼水”“扫地”“挂招牌”等虚拟动作来体现热情、大方、勤俭、从容的生活情趣。两人以歌对答，以舞调情的表演，别具一格。

4.《闹五更》。茶商朝奉率仆人茶童，去九龙山购买新茶，夜宿店嫂客栈。深夜，四茶女前来探望久未相见的茶童，共叙离别之情，爱慕之意。随着更鼓声起舞，茶童即兴伴舞，一直闹到五更。该舞表现了茶童、茶女纯朴、真挚的友爱之情。

5.《划船》。该舞以“撑篙”“扬桨”“摇船”“扯篷”等生活模拟动作，表现了船家姑娘在运送茶叶过程中与狂风巨浪搏斗的气魄和胆略，“以篙代桨”“以裙代篷”等舞姿颇具特色。

《九龙山摘茶》表演的特点是载歌载舞，轻松活泼、抒情喜悦，充满生活情趣及幽然（默）感。其音乐既有优美抒情、叙事、用丝弦伴奏的板腔音乐，又有民间吹打乐伴奏的曲牌体音乐，高亢热烈、气势宏伟、旋律起伏大、富有山野田园风味。其舞蹈有圆手、方手、高矮步、磨步、茶灯舞及扇子花舞等舞蹈身段。

《戏曲调查》《舞蹈调查》关于《九龙山摘茶》的调查，是通过了当时分散在王母渡、韩坊、大埠、阳埠，四个乡镇的原《九龙山摘茶》表演艺人，集中到现场表演后得出的结论。不仅对剧目进行了资料的收集整理，还采集绘编了包括音乐记谱、舞台调度、场记说明、动作分解图示，甚至包括了服装、道具、受访艺人情况等原始资料的记录（图29至图32）。

受访的艺人中年纪最长的77岁，最小的17岁。每一个受访者都有角色、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职业、健康、单位、组别等内容，详细专业。

《九龙山摘茶》形成后在李屋班代代相传，从同治年间的李碔腾到20世纪80年代的朱同源整整传承了五代人。谱系是：第一代李碔腾，第二代李同铭，第三代李桂香、廖金秀，第四代郭文彬、李载云、李载浊，第五代朱同源、李大振，一脉相承。这就是《九龙山摘茶》形成的基本概貌。

第三节 《九龙山摘茶》的形成年代

《九龙山摘茶》是采茶戏最具代表性剧目，是王母渡下邦村在嘉庆年间形成灯戏以来，发展到了同治年间形成的大型剧目，业界凡是涉及到采茶戏的源流时，都绕不开《九龙山摘茶》的话题，是采茶戏的焦点。但是，史料中关于该剧所形成的时间却很不一致，同一主题前后矛盾，有的前说形成于嘉庆年间，有的说形成在咸丰、同治的李碔腾李汤凭年代，有的甚至说形成于乾隆年间，概念混乱。

《九龙山摘茶》出自于李碔滕、李汤凭、李屋的灯戏班社，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官方组织专业人员，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传承谱系等等，内容详实、脉络清晰、依据充分、难以质疑。

下邦村李氏四修族谱记载，李碔滕生于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八月初七日子时，殁失考。李汤凭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已酉三月二十七日未时，殁于同治六年丁卯年（1867）九月二十三日酉时。李碔滕回乡的时间应该是在咸丰末年或是同治初的时间。他少年外出青年回乡。《九龙山摘茶》既然出自于李碔滕、李汤凭，那么《九龙山摘茶》形成的时间，怎么会出现在他们前面的乾隆、嘉庆年间呢？逻辑上解释不通。

李碔滕回乡后，因为带回的只是《九龙山摘茶》的轮廓框架，是经爷爷李汤凭整理加工后，才形成了《九龙山摘茶》，顺理成章。从生卒年月看，李碔滕回家乡后与李汤凭共存的时间应该是在同治六年前，也就是李汤凭去世前的时间。因此，《九龙山摘茶》是在同治六年前形成的，时间可以定义在同治年间。至于史料中记载李碔滕生于道光元年，殁于何年，以及他40岁左右回家的时间，都是经不起考证的。

第四节 《九龙山摘茶》发现始末

赣南采茶戏发源定义在安远，会不会是因为《九龙山摘茶》的始发现有关呢？

安远毗邻赣县的韩坊、小坪两个乡村，民间交流比较频繁。《九龙山摘茶》诞生后在周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民国年间开始逐渐向周边地区蔓延传播。但是，由于受到传统保守思想的约束，整本大戏的《九龙山摘茶》内容概不外传，除下邦李屋等少数灯戏班社能演出整本的《九龙山摘茶》大戏外，其它外地班社只能演出其中之单折或片断。

1952年，第五代传人朱同源，曾应邀前往安远县的双芫乡固营大队传授《九龙山摘茶》，朱老艺人有幸结识了安远县采茶戏艺人刘德鹏先生（外号“斗棚”师傅，1961亡故）。朱同源通过与刘德鹏艺人的交流后了解到，刘老艺人只知道“梳妆”“摘茶”两折戏，邀请朱老艺人去的目的就是想传授更多的内容。尔后的1953、1954、1956年，甚至1961年，朱老艺人曾多次前往过传授，期间的第四代传人郭文彬老艺人也曾前往传授过，但他们一直都没有传授整本的大戏内容，因此，安远自古以来也就没有演出过整本的《九龙山摘茶》一剧，只能演出其中的单折或片断。此外，老艺人们除了在安远传授外，还曾前往过于都的祁禄山等地传授《九龙山摘茶》。

史料记载，1956年安远县刘德鹏老艺人的《九龙山摘茶》单折片断，被选调参加江西省第二届民间艺术观摩会演并获奖。当省厅领导要为传授人颁授“民间艺术会演艺人劳绩奖章”时却没人领奖，因为朱同源老艺人未同前往。当省厅局领导问清原由后，方知传授人朱同源是赣县的王母渡人。事后，省厅派专人专程来到王母渡寻访朱同源，并为其补发了“民间艺术会演艺人劳绩奖章”，还在当时的王母渡浮桥上合影留念。20世纪80年代，赣县普查人员在王母渡调研时，发现该奖章尚存朱老艺人的手中。同年，刘德鹏艺人曾应省文艺学校之邀传授《九龙山摘茶》片段。

20世纪50年代交通如此贫乏，省厅领导千里迢迢来王母渡寻访朱同源，就是单纯为了给朱老先生补发这个奖章的吗？不是，他们是奔《九龙山摘茶》来的。来之前，他们应该是通过刘德鹏老艺人了解到了关于《九龙山摘茶》的相关情况，或是了解到朱同源的信息，来的目的看重的是《九龙山摘茶》。当然，顺道补发奖章，不亦乐乎。

从此，《九龙山摘茶》一剧便引起了省地主管部门的重视，因此，也就有了1957年春省，地主管部门派专家组进驻王母渡开展调研、挖掘、整理《九龙山摘茶》剧目事件；有了1959年后省文化厅（局）再度组织专家组并联合赣南文艺学校进驻王母渡发掘《九龙山摘茶》一剧；有了1962年9月至10月，在赣南采茶剧院举办的由10个专业剧团参加的，为期两个月的《九龙山摘茶》剧目专题演出，同时还召开会议座谈和研讨等系列《九龙山摘茶》剧目事件的发生。

同年，经过《九龙山摘茶》的系统性发掘后，1962年12月，由高宣兰先生整理的《茶童哥》惊天问世。1979年，在《茶童哥》基础上经王军执笔改编的电影《茶童戏主》被搬上了银幕。图33至图48，即是《茶童哥》前后变化发展的真实写照，它将给你带来很不一样的视觉感受，特别是前世《九龙山摘茶》的剧照，其人物形象与动作造型，原汁原味，别具特色。

《九龙山摘茶》原始剧本见第六篇第三章第五节附录。

《九龙山摘茶》走到《茶童哥》，期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罗旋先生的《长途跋涉录》回忆介绍，在高宣兰《九龙山摘茶》的原稿形成后，当时行署书记处的周若庄书记，新四军抗日干部，当过教师有文化，分管文教，对该剧很感兴趣，看后形成了新的想法，想重新另搞一个本子，可是自己又没时间或是不好亲自动笔，而此时负责文教工作的牧克副处长知道此事后，便推荐了罗旋来担此执笔人。

当罗旋先生在接此任务后，按照周若庄书记意图便把本子搞了出来，取名《九龙茶灯》，再经周若庄书记的亲自修改后，就交由了赣县采茶剧团来排演，并说这个团的老演员基本功扎实，演出效果不错。在汲取各方意见后，罗旋先生又改了二稿，取名《九龙茶歌》，周若庄书记看后又做了修改，就交由大余县采茶剧团来排演，说这个剧团表导演较有新意，特别是作曲的张师傅，双目失明，谱曲有水平。当这两个剧团演出后，产生的效果都不错，各有千秋，但一直都没有拿出最终的结果。

此时，正值部队作家陆柱国在信丰县的油山体验生活，他知道此事后又想促成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王军来写这个本子，准备搞个舞台剧搬上银幕，大家都等待着八一电影制片厂，把希望寄托在拍摄舞台戏上。后面不知何故，罗旋先生的《九龙茶歌》也不了了之，最终面世的还是高宣兰先生的《茶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