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桂生 | 数字时代戏曲“新大众文艺”的生成逻辑及美学边界

21世纪以来，互联网体系中构筑起的生产与消费的网络生活场域，成为我国居民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和服务的渠道，技术迭代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新的文艺形态不断涌现，开创了以数字文化为主导文艺新格局。

作为在数字时代孕育出的文化新景观，新大众文艺不仅是媒介形式与传播路径上的路径变迁，也是触及创作主体、内容形态、传播方式、接受模式等方面的变革，在“全民参与、即时互动、技术赋能”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质，激发了全民性的创作能力。戏曲在这场变革中，也呈现出在创作主体和传播形态上的变化，为古老戏曲的当代传承与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技术赋权与主体重构：戏曲“新大众文艺”生成逻辑与理论转向

新大众文艺并非数字技术的偶然产物，而是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其根本逻辑在于技术赋权推动了创作主体性重构。近些年国内文艺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多方面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样态和新风格，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既是对数字文化背景下当前文艺现状的精准把握，也是人民文艺大众化演进发展的历史表征。

近代以来戏曲经历过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变革，最终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观，奠定了大众文艺繁荣的基石。大众化是近现代中国文艺核心主线，以戏曲大众化为考察中心，可以辨识出一条发展脉络。从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民心。在这股历史潮流推动下，戏曲开启了由“旧”向“新”的大众化变革之路。尤其到 1942 年延安时期，戏曲大众化运动扭转了“左翼时期”重“文”轻“艺”的倾向，在戏曲领域开展的“旧瓶装新酒”改造，推出《逼上梁山》《兄妹开荒》等剧目，强调戏曲要具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为抗战宣传提供了有力工具，还确立了“人民性”文艺方向，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建立的国有院团体制，继续接力完成着戏曲大众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十七年时期”的戏曲改革运动，确立了以“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并行发展的“三并举”发展格局，大量优秀文艺作品涌现。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思想涌入，影视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戏曲观众不断流失成为难以遏制的危局。新世纪以来消费社会观念兴起，传统艺术逐渐边缘，被置身于冷落的角落。国有院团的文艺创作依然延续着意识形态导向的文艺精品创作模式，与大众审美日益偏离，在市场环境的激烈竞争下，陷入生存困境中。

数字技术、新兴媒介、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成为缔造文艺新格局的幕后推手。首先是消解了创作门槛，将专业创作者的权力转嫁到普通人身上，模糊了创作主体和表现对象的界限。其次，弹幕、评论、点赞等互动机制使观众或读者，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破除了传播壁垒，让大众从“被动受众”的身份转变成“产销者”。互联网的精准算法推荐逻辑以及“去中心化”，为边缘群体和普通民众提供了展露才能的机会，推动了文艺生产完成了“代人民立言”向“人民自我言说”的范式转换。

在这股文艺变革的潮流中，长期被年轻群体忽视的传统戏曲被重新激活。媒介融合重构了戏曲传播生态，数字平台打破剧场物理边界的局限，使戏曲艺术得以在“去中心化”场域中实现全民参与式传播，激活了戏曲的当代生命力。即时互动机制消解了专业与业余、精英与大众的壁垒，构建起戏曲艺术活态传承的新型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