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进士之后，我被派到南京，做了个太常寺博士。
你问我太常寺博士是干什么的？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大概就是——管管祭祀用的牛羊，排排礼乐的队形，平时基本没什么事。
南京这地方，明朝的政治格局里，就是个“冷板凳”。真正的好位置全在北京，被派到南京的，要么是犯了错的，要么是被人排挤的，要么就是——像我这样，不会站队的。
我在南京待了七年。
七年里，我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早上起来，去衙门点个卯，喝杯茶，翻几页书，然后——下班。
中午回到住处，吃碗面，午睡。
下午醒来，开始写戏。
对，你没看错，我的“临川四梦”，有三分之一的灵感，是在南京这七年“摸鱼”摸出来的。
那时候，秦淮河两岸，到处都是戏班子。晚上睡不着，我就溜达到河边，随便找一家茶馆坐下，听台上咿咿呀呀地唱。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戏班子在演《拜月亭》，那戏写得好，把我看哭了。
旁边的茶客笑话我：“一个大男人，看戏还哭？”
我说：“你不懂，戏比命真。”
那茶客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也笑了。
可我心里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写一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看完睡不着觉的戏？
南京待腻了，我申请外放。
于是被派到浙江遂昌，当知县。
遂昌是个穷地方，四面环山，县城小得像个村子。我来的时候，衙门的屋顶还漏雨，师爷抽着旱烟跟我说：“汤大人，您来了，咱这儿的百姓，有救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上一个知县，贪了三年，跑了。”
我沉默了很久。
遂昌五年，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除夕放囚
那年除夕，我坐在县衙里，听见外面鞭炮声噼里啪啦，忽然想到：大牢里那些犯人，他们听不见鞭炮声，他们只能听见铁链声。这不公平。
我叫来师爷：“把牢门打开，让他们回家过年。”
师爷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大人！您疯了？跑了怎么办？”
我说：“他们不会跑。”
师爷问：“您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我说了，元宵节自己回来。”
师爷脸都白了：“大人，这不是儿戏啊！”
我看着他，笑了：“你信不信，他们回来得比你还准时？”
果然，元宵节那天，二十三个犯人，回来了二十三个。有一个还给我带了自家做的糍粑。
师爷服了。
第二件：建书院
我在县城里找了块空地，盖了个书院，叫“相圃书院”。没有钱，我就自己掏腰包；没有老师，我就自己教。
每天下午，我从县衙走到书院，路过一条青石板路，路边的孩子们看见我，就喊：“汤大人来了！汤大人来了！”
我蹲下来，摸摸他们的头：“今天背了哪首诗？”
一个扎着冲天辫的小男孩，挺着胸脯说：“我会背《关雎》！”
我说：“背来听听。”
他摇头晃脑地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背到一半，忘了词，急得脸通红。
我笑着说：“没关系，汤大人五岁的时候，也背错过。”
第三件：不交矿税
这是最要命的一件。
那时候，朝廷派太监到各地收矿税，说白了就是搜刮民脂民膏。遂昌这地方，哪有什么矿？但太监不管，照收不误。
我不交。
太监派人来催，我说：“没钱。”
太监急了：“汤显祖，你抗旨！”
我说：“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这话传到了北京。
万历十九年，一道圣旨下来：汤显祖“浮躁”，降职。
我站在县衙门口，看着那道圣旨，忽然笑了。
师爷哭着说：“大人，您这是何苦啊？”
我说：“何苦？你问我何苦？”
我指了指衙门口那棵老槐树：“看见那棵树了吗？它在这儿站了几百年，风再大，也没弯过腰。”
那年，我四十九岁。
我递了辞呈。
信很短，只有几个字：
“乞休。归去来兮。”
然后，我摘下乌纱帽，放在案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出县衙大门时，天边刚露出一抹鱼肚白。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早起的公鸡在打鸣。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这空气从未有过的清新。
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
消息传开后，整个遂昌的百姓都疯了。
他们涌上街头，堵在城门口，哭着喊着“汤公别走”。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袖子不放，说：“汤大人，您走了，谁给我们做主啊？”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可我知道，我必须走。
我汤显祖，这辈子骨头太硬，不适合当官。
临别那天，我写了一首诗送给遂昌百姓：
“廿载官衙叹转蓬，而今归去与君同。但留一片清心在，不向人间问穷通。”
然后，我骑上那头老瘦驴，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是遂昌百姓的哭声；身前，是故乡临川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