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4年摄制,桑弧、黄沙执导,桑弧、徐进编剧,袁雪芬、范瑞娟、张桂凤、吕瑞英、魏小云主演。影片讲述祝英台女扮男装到书院读书,与同学梁山伯相爱,但祝父把英台许配给马家,梁山伯忧郁而死,英台殉情,二人化蝶永不分离。

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的庄园内住着美丽贤淑的千金小姐祝英台(袁雪芬 饰),她见读书人在庄前来来往往,分外羡慕,无奈封建礼教女子无才便是德,父亲决不允许她走出闺阁半步。英台为此唉声叹气,继而心生一计,乔装成卜卦先生说动父亲,终于获准出门前往杭城读书。她遵照父亲指示,打扮成男子模样外出,三年学成后即刻还家。英台得偿所愿,兴高采烈,在前往杭城的途中结识了来自会稽的翩翩公子梁山伯(范瑞娟 饰)。二人相谈甚欢,志同道合,引为知己。求学期间,英台小心隐瞒身份,与梁兄的友情日益加深,且暗暗喜欢上这个博学的公子。转眼三年,英台接到父亲的催返家书。情意缱绻的十八相送,虽然暗示有情郎,无奈一别终成永远……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电影传奇-梁山伯与祝英台 化蝶
本片是建国后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
1952年,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袁雪芬、范瑞娟进京演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的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欣赏了她们的演出。不久,文化部发通知,根据毛主席指示,要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成彩色电影。同年的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创作剧本时,桑弧等主创人员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借鉴了其他剧种的“梁祝”故事的长处,如川剧的《柳荫记》。由于舞台版本《梁祝》有三个小时以上,所以桑弧等人既要将时间控制在电影允许的长度之内,又要尽可能保留至突出舞台的精华。为此,他们一字一句地对越剧剧本进行了删改,再通过镜头变化,省去一些舞台上不可避免的动作。
另外,影片的编导们还对越剧版本中人物性格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修改。例如,“楼台会”一折有“三状纸”唱段,当梁山伯听说祝英台被许婚马家后,大吵大闹,仗着有玉佩为凭,声称要到衙门递状纸,不但要告马家、告祝家,还要告祝英台悔婚。编剧认为梁山伯在剧中是一个纯朴青年,而“三状纸”不符合人物性格,将该唱段删除。
中国戏曲的布景是虚拟化的,像“十八相送”一场戏,舞台的背景不变,而完全通过演员的唱腔、身段来表现沿途所发生的事和环境的转换。在这场戏的布景处理上,主创人员有两种选择:或是像舞台演出一样画面背景始终保持不变,或是利用电影的便利条件进行换景。经过研讨,他们决定不按单纯纪录片的形式来处理,而是在一切布景、陈设为衬托表演服务的原则下,适当地应用一些电影方法。但如果将“十八相送”放在真实外景拍摄,舞台化表演与真山真水必然会显得非常不协调,因此,在这场戏中,他们采用了民族绘画风格的布景。
该片的制作方式是先将全部唱词和念白录音,然后跟着录音带拍画面。全部录音于1953年3月录制完毕,7月1日正式进厂开始拍摄。当时,一部黑白电影投资近20万元,彩色电影则要翻倍。有关部门鉴于国产彩色片技术不完善、投资过大,曾数次建议改拍黑白片,苏联专家甚至认为中国要拍彩色电影还得等十几年。在拍摄时,演员也不适应电影的拍摄方式,一个镜头拍十几次,演员演得情绪都没有了,而且工作人员要现场拿着小瓶子药水做实验,看胶片色彩是否艳丽,画面上的人物、景物是否层次分明。很快,因为手工印刷、灯光不稳定、色彩不定,拍摄眼看要流产。摄制组反复检查,发现问题集中在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炭精灯上。彩色电影必须光源充足,但这两只灯一闪一闪,总在眨眼,不能起到应有作用。上影厂只好决定改拍黑白片。这样一来,彩色布景和服装必须重新设计,在拆布景的时候,电工突然发现阿克炭精灯之所以不正常工作,其实是因为装倒了。于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继续按彩色影片拍摄。
为了增加片场的照明,剧组向上海的防空部队借用了防空用的探照灯,白天用于拍戏,晚上送回去。该片拍了11个月,夏天拍摄时,天气非常热,而且片厂要开许多灯照明,演员每天演十几个小时,演完后,脸都要肿一圈。范瑞娟的眼睛受不了灯光刺激,肿成葡萄那么大,一边点眼药水一边坚持拍戏,而袁雪芬的十二指肠溃疡也发作了。在审看样片时,周恩来总理提议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让剧情更连贯,于是剧组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四句唱词。
1955年5月9日,《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并于27日在巴黎明星电影院公映,成为第一部在法国公映的新中国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