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叙炎 | “数字化生存”语境下戏曲类非遗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重构

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始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革新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表明，非遗保护既是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核心任务^［1］；同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非遗保护需纳入文化强国建设的整体框架，促进其与国家认同构建、国际传播拓展及文化交流深化的有机衔接^［2］。如今，在技术更新与世界格局变动的双重影响下，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正经历着深刻嬗变，传统“输血式”的保护模式难以适应多媒介环境的实际需求，探索更具灵活性和持续性的传承方式成为当务之急。

据文化部2017年发布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戏曲志》所录数量减少47种^［3］，这些已消亡或濒临失传的剧种并非孤例，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因功能弱化、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叠加造成的。面对以数字媒介为主导的传播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守住本色与精神内核，应对文化折扣与价值消解，同时回应多语境、多元受众的传播需求，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文化交流格局中实现有效传播的重要方向。“数字化生存”的提出，为理解这一变动提供了理论架构，也为重新理解非遗传播路径和机制更新提供了新视角，促使我们从文化传播机制着手，深入思索在新媒介生态中，戏曲类非遗如何在守正中求新，在变动中争取文化表达的主动权。

一、“数字化生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数字化生存”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提出，核心是指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人类日常生活的状态，他将其定义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人类的认知方式与社会关系被重塑，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学习娱乐乃至工作等方方面面，都与数字技术紧密交织在一起^［4］。在这一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与传承也进入了数字化生存的范畴，通过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以及各类数字化展示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转化为可跨媒介传播的文化资源，融入数字化生存构建的传承新场域中，但如果仅把非遗的数字化理解为一种技术层面的简单套用，忽视其承载的文化语义与内在脉络，反而会让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数字转型中慢慢流失。非遗数字化的关键，不在于呈现形式的翻新，而在于守住文化的根与魂，唯有植根文化底色与象征意蕴，实现从“生活语言”向“数字语言”的循环转化，才能使其在新的表达体系中，完成活态传承和跨域传播。

当下学界对戏曲类非遗数字化国际传播的研究日益深入，主要围绕数字生存语境的实际影响、戏曲类非遗在新时代的传播路径创新，以及非遗国际化传播的具体策略开展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探讨：刘明真认为，数字文化战略不仅要做好非遗保护，更要推动其全球传播的创新突破，尤其要警惕数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娱乐化、表面化倾向，避免消解非遗的文化内核^［5］；汤书昆则提出，数字媒介突破了传统传播的边界，为非遗走出地域与文化圈层创造了新契机^［6］；黄小玉和罗嘉琪观察到，短视频平台与融媒体技术的兴起，为戏曲传播开辟了新渠道，特别是在吸引年轻受众方面，数字化传播让戏曲文化重新焕发生机^［7］；苑一帆以《神女劈观》传播实践为例谈到，借助游戏媒介进行戏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已初见成效，但新兴媒介在为非遗赋能时，难免存在“失真”和“适配不足”的问题，仍需接受多方面的考量^［8］。在非遗“出海”的路径与策略层面，学者也有不同思考：吕福龙从平台逻辑出发，认为开放平台虽然拓宽了非遗的传播空间，但也可能导致文化精髓被误解或简化^［9］；刘孟瑶等从文化产业视角出发，认为数字化不仅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发展，更在促进国际认同与当代表达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非遗“出海”中的核心价值^［10］。综合来看，数字技术对戏曲等非遗传承创新的影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个别案例分析，或侧重数字技术如何拓展传播空间、打破时空限制，对“数字化生存”语境下如何平衡文化传承深度与创新表达的探讨还不够深入，也缺乏对整体传承体系的系统性思考。因此，厘清数字技术介入戏曲类非遗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与可行路径，对提升传统戏曲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二、“数字化生存”条件下戏曲类

非遗国际传播的创新实践

（一）文化基因编码：戏曲类非遗的数字采集与修复

为推动中国戏曲繁荣兴盛，加速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施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明为促进戏曲艺术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要有序“实施戏曲振兴工程，做好戏曲‘像音像’工作”，系统性搜集、整理、妥善保存传统经典剧目^［11］。2024年初，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联合腾讯公司发起“当科技遇见戏曲之美”线上直播活动，采用AI图像修复技术高清复原了近50部经典戏曲作品，并借助6DoF交互技术对《惊鸿舞》进行多角度解构，支持观众自主调整画面比例与观看角度，观察舞者的动作特点及神态变化，为数字复原非遗影像提供了切实办法。在此技术实践基础上，戏曲类非遗的采集整理也逐步走向系统建构，越来越多的戏曲资源数据库被列入建设计划。以中国音网平台下设的中国戏曲数据库为例，该子库收录包含京剧、昆剧、越剧、秦腔在内的百余剧种的音视频资源，覆盖剧种谱系、名家档案、地方戏曲志等内容，将这些资源作为基础数据单元，通过数字化采集与分类整理，实现由原始媒介到数字编码的结构性转化，构成了多层次、强关联的文化网络，使用户能基于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和内容调取。随着戏曲资源的不断挖掘与更新，戏曲数据库功能不断扩展，逐渐成为推动濒危剧种保护与传播的重要数字平台，凸显了文化基因编码与数字修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存的重要意义。

（二）智能化传播：跨媒介叙事与全球传播适应性

传统戏曲类非遗的传播，目前还未完全摆脱“小众圈层”困境，传播形式主要依赖线下剧场或静态展览形式，传播内容常局限于剧目录制和技艺介绍，很难触达“戏曲圈”之外的青年观众，更让习惯互动体验的网络世代，少了和戏曲文化培养亲近感的机会。近年来，跨媒介叙事为戏曲传播打开了新窗口，作为传统叙事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延伸，它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表演场所，而是通过沉浸式演出、影视创作、ARPG游戏等多元载体，将戏曲的唱腔、身段、服饰、道具等诸多元素融入虚拟空间里，借助VR、AR技术，让表演艺术与数字技术在虚拟空间里有机融合。叙事向游戏《原神》曾发布剧情短片《神女劈观·唤情》，其围绕游戏角色“云堇”设计的剧情，既借鉴了花木兰、穆桂英等传统戏曲巾帼英雄的飒爽扮相，又邀请国家一级京剧演员杨扬演绎唱段，刚柔并济的呈现让这段短片在YouTube迅速破圈^［12］，成为戏曲文化海外传播的鲜活案例。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在角色设计、服饰搭配方面也对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和服饰特点有所致敬，配乐方面，几首唢呐攒劲的小曲为游戏战斗场面注入戏剧张力，用民族音乐激起了国内外玩家的文化共鸣，拓宽了传统文化输出的“西游路”。面对语言隔阂和文化语境差异等传播障碍，人工智能技术也提供了务实的解决方案，各类智能翻译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快速完成对戏曲文本的基础理解和多语种转化，较为高效地转译剧目内容和文本要义，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得以跨越非母语障碍，拓展了戏曲类非遗的国际传播边界。

（三）互动平台建设：价值共享与文化共创

从文化内容的生成机制看，技术创新催生出“文化共创”这一新型内容生产模式，传播机制由垂直模式转变为扁平化模式，传播权力被下放到每一位网民手中，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创共享机制。从传播主体来看，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用户生成内容的数量已基本超过了专业生成内容，网民从以往的媒介受众身份转变为具有主动性的互联网作者身份，在浏览、点击、评论、转发乃至自主创作的过程中，共同参与传播。譬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首的草根意见领袖在抖音、快手等互动平台持续发布短视频内容，通过生活化、日记化的记录视角诠释和展示中华文化，这种接地气的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文化的可亲近性，也对观众对非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是最为直接的传承和传播主体，他们掌握着非遗的第一手信息，在内容生产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13］。另一方面，新生媒介平台的“去中心化”算法改变了以往的传播生态，借助数字媒体高参与度的特性，鼓励全民参与文化共创，激发社会各界主动投身于文化交流。这种跨地域、跨圈层、跨文化的多元共创模式，打破了传统传播中创作者与观众的界限，平台则通过流量扶持、内容激励和互动运营机制实现价值回馈，与用户形成价值共享与文化共创的协同生产格局，丰富了非遗内容的创作形式与传播主体，也在实践中构建起兼具文化认同与社会参与感的共创型文化生态。

三、数字赋能戏曲类

非遗国际传播的阻滞因素

（一）文化语态下沉：从“活态传承”到“流量表演”

在平台主导的传播体系中，非遗内容面临形式适配的挑战，在“脱域”进程里，非遗传播产品难免会和原有的文化语境脱节，与流量高的冲突元素强行嫁接。部分创作者可能为了博取眼球，发布一些粗制滥造、哗众取宠的短视频，把秦腔等传统艺术随便拼接到流行音乐当中，这类做法虽然短时间内会吸引观众的目光，甚至靠争议性搅起舆论水花，但实际上已严重偏离秦腔的“原生态”特性，表演者的演绎方式变得浅薄，情感传递浮于表面，文化内涵也只剩空壳，历史传承和精神价值的内核被稀释，造成意象的歪曲失真。全球共享时代，各种数字共享平台、内容搬运渠道层出不穷，监管机制和准入门槛难以被系统监控，没有经过内容审核的低质文化内容漂洋过海，激起的可能是国外受众对外来文化的猎奇心理。若从一开始就对所呈现的非遗内容形成错误认知，就难以形成深层的文化认同，既不能全面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会打乱传统文化正常的对外输出节奏，还可能使海外受众对非遗产生不良印象，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效果。

（二）文化折扣：语言障碍与符号误读

“文化折扣”这一概念是由霍斯金斯与米卢斯率先提出，指的是在文化传播进程中，因文化结构方面存在差异等诸多因素，使得传播效果遭到削弱，让受众难以接纳和领会传播内容的一种现象。这一观点在具有较高文化辨识度的影视产品、游戏产品的海外传播中应用较广，具体表现为海外受众没办法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具体文本内容或背后蕴含的价值观，产生了“文化隔阂”，造成了传播受阻和传播效果大打折扣的状况。语言作为传播的载体，其翻译质量对传播效果有决定性作用。在跨文化传播当中，翻译是信息解码的关键环节，而语言符号存在在不同语境下出现多义和模糊的特性，在跨文化传播中其意义容易出现误读或者消解的情况。以《神女劈观·唤情》里的京剧风格唱段为例，海外受众普遍反馈其戏曲唱词缺少官方翻译，只能依靠YouTube的AI翻译字幕来进行基础语义的理解，这样一来，唱词中丰富的中文意象以及缥缈氤氲的意境就随着解码的失败而消逝，呈现出混乱、多义、复杂的特点，陷入戏曲文化“出海”的“文化折扣”困境。中华文化作为博大精深的复杂文化体系，其中蕴含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传统文化习俗，在游戏世界中形成了大量的“潜文本”，对于有相似文化背景的观众而言，这些符号可借助“互文性”唤起情感共鸣并实现文化增殖，提高作品的叙事感染力和文化价值；然而在面对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海外受众时，这些“潜文本”反倒成了理解的阻隔，无法引发预期的情感联结，甚至由于文化语境的缺失致使传播内容被误解或排斥。

（三）技术霸权：语料库失衡与平台垄断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存在 , 文化霸权主义制约中华文化输出的话语权和能见度，凸显出国际传播生态中存在的语料库失衡和平台垄断问题。据阿里研究院2024年公布的《大模型训练数据白皮书》统计 , 在世界主流网站上 , 中文语料仅占1.3%，英文语料却达到了59.8%，这意味着当前可获取的中文语料公开资源数量较少 , 且良莠不齐。中国信通院出版的《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年度观察报告(2024)》显示，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公司大多分布在美、中、欧、日、韩等头部经济国家，美国企业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以及3D打印等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由于历史积淀和技术路径差异引起的发展不均现象，进一步加重了全球信息话语权的不对等性，使得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交流中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现象，也压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表达空间与文化声音。虽然像TikTok这样的中国数字媒体平台正在塑造“数字华流”，显示出与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等硅谷科技巨头相抗衡的势头，但要完成从市场参与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还要面对诸多技术掣肘和规则壁垒，这个过程注定任重道远。

四、“数字化生存”语境下戏曲类

非遗国际传播优化策略

（一）在地化内容生产：强化非遗内容在地化的叙事逻辑

为化解语态下沉引发的非遗传播产品“低品质”问题，内容创作者和平台需共同努力，着重强化非遗“内容”创作，打造出深度、广度兼具的文化“出海”产品。从内容供给端来讲，文化国际传播从业者在关注“流量”的同时，还需不断加强对中国故事内容设计、叙事角度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秉持匠人精神，深入挖掘非遗精神内核，持续优化对外传播话语内容。从内容分发端来看，要自觉强化规范，给予正面引导，提升从业者素养，明确常情常理的通俗表达并不等同于低俗、媚俗，鼓励以网文、网剧、网游等为代表的“文化出海新三样”的内容创作者勇担使命，制作出蕴含中华优秀文化的优质作品。在话语内容的选择方面，要紧密贴合时代主题，紧跟时代步伐，借助网络、视频、广播、影视等媒介融入西方社会的“在地语境”，培育非遗对外传播话语的“转文化传播”特性，尝试与当地文化进行对话、融合，在尊重当地文化语境的基础上优化内容呈现，贴近受众实际生活，化解文化隔阂，从而引发海外受众的情感共鸣。

（二）跨文化语境适配：构建面向多元受众的理解框架

减少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应从语境适配角度出发，推动传播主体和接受方要达成编码和解码的高度一致。一方面，要追求和保证译文的准确度，既要忠于原文的表达逻辑，又要考虑内容和语境的适配情况，对于地方方言、民族语言以及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专有名词，要给予精确处理，不能机械地照搬或者生硬地转换，翻译过程要力求突破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二元对立的老套思维模式。另一方面，要了解目标受众所处国家的文化背景，准确把握其历史脉络、意识形态和社会敏感议题，注意回避可能引发争议的政治或社会话题，剖析目标语言的使用习惯和表达方式，把本土俚语和惯用语汇融入进去，提升译文的自然流畅程度和地域适应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跨文化的情感共鸣，需要施行共情型的传播策略，弱化政治色彩，以贴近生活的方式展开双向互动，降低文化隔阂带来的理解障碍，也可以通过优化媒介资源配置提升传播效果，鼓励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协同发声，做到官方话语和个体传达的有机统一。同时也可依靠自媒体生态系统，联合有国际影响力的外籍创作者一同开展戏曲教学或者体验活动，在短视频中展现非遗技艺的技法细节和文化魅力，通过“自述”与“他述”的深度融合，冲破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

（三）技术协同创新：完善数智支撑下的非遗传播链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离不开技术创新与多方协作。在技术研发层面，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非遗数字化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优化研究人员配置，提高项目推进效率，并设置专门基金，着重扶持数字文化国际推广项目落地推行。同时，可搭建文化遗产数字技术创新平台，整合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集中力量攻克影像复原、交互体验等关键技术难题，加快技术成果向实际应用场景转化。对于地方性濒危剧种，当务之急是推进资料的系统化整理与数字化归档，借助人工智能算法优化影像修复精度，结合沉浸式交互技术还原已遗失的剧本、曲谱和音视频资源，让老技艺“活”在数字空间，再通过新媒体技术对戏曲类非遗内涵进行二创衍生，焕新其文化感染力和传播张力。构建数智化的非遗传播生态，还需完善国际传播机制。要打造“内容创作—精准分发—效果反馈”的完整链路，其中政府起统筹引导作用，提供政策扶持，专业指导和制度保障，推动部门与平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尤其要平衡好专业深度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在保障传播内容的专业性的同时，还要兼顾受众接受度，激发全民参与创作的热情。充分重视海外市场，优化内容发布和运营方式，强化本土化表达，扩大文化辐射范围，不断改进对外交流合作的方式，加深跨文化对话和价值认同，让非遗传播在文明互鉴中实现长效发展。

文化在国家与民族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根系与灵魂的关键地位，而“盘活非遗”和“文化出海”则是文化强国建设过程的内在要求与必由之路。在当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由数字技术、网络传播以及智能媒体共同构建的“数字化生存”格局，成为进行中华文化数字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方式，深入挖掘地方戏曲类非遗的跨文化传播潜力，探寻其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对于纾解地方戏曲类非遗面临的生存危机有着重要意义，未来要继续锚定数字技术革新这一要点，拓展地方戏曲类非遗国际传播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又“出彩”。

参考文献：

编辑：王雪

排版：沈育卉

审核：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