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戏曲社团调研手记之四 | 海外戏曲传播的实践困境与破局之道 ——以加拿大华人社团为例

海外戏曲社团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加拿大作为多元文化国家，戏曲艺术自19世纪末以来便逐渐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华人戏曲社团不仅具有着娱乐功能，更发挥了促进族群之间互相尊重其文化的重要作用。然而，相较于对北美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针对加拿大华人戏曲社团发展现状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带。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历史脉络梳理，对当代华人戏曲社团的运作机制、生存困境与创新实践缺乏系统性考察。基于此，笔者于2024年2月至9月，对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等地的华人戏曲社团展开实地调研。

（一）社团规模有限但模式多元。本次调研覆盖16个社团及1位独立艺术家，涉及粤剧、越剧、京剧、昆曲、豫剧及融合舞台剧等多个剧种和艺术形式，按注册性质可分为非营利与营利两类。非营利社团13个：温哥华燕凤鸣粤剧团、温哥华小百花越剧团、温哥华芳华越剧团、振华声艺术研究院（香港八和会馆温哥华分馆）、温哥华戏曲联谊会、京韵戏曲协会、中国戏曲艺术协会、多伦多国剧社、回响昆曲社；蒙特利尔市有Aurore Liang Artiste & collaborateurs、京剧魁北克；渥太华孟伟越剧艺术传习所；埃德蒙顿有爱城京剧研习社。营利性社团有3个：杨海城粤剧学院、夏元增京剧研习社、雪红艺苑，均在温哥华。独立艺术家1位——姜适迦（以教学和演出为主，不隶属任何社团）。

在这些社团中，既有 2024 年新创立的回响昆曲社，也有 1934 年成立的振华声艺术研究院这样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资深团体。在排演模式上，这些社团常规活动多为每周1次（通常集中在周末下午），每次2~3小时，年度公演前会集中排练，活动时间显著增加，社员若想提升个人表演能力，需与教师预约一对一课程；社团的排练场地各不相同，有的在创始人自家车库或住宅改造的排练厅，有的是社区提供的活动场所，也有社团租赁了专业的排练厅。在演出剧场的选择上，温哥华地区多数社团的公演首选Michael J. Fox Theater剧场，该场地实为当地一所公立学校的礼堂，拥有租金低廉、可容纳500多名观众的优势，因此颇受社团青睐；在演出期间，结合现场观摩与访谈反馈发现，观众绝大多数为华人，非华人观众占比较低。

在资金来源上，两类社团存在差异。营利性社团依赖课时费和会员费维持运营，集中授课时，到场的成员每人每次需支付10加币，一对一课程（多为2小时/次）收费在70~100加币之间，利润全归教师所有，场租等成本由教师承担，部分唱腔教学通过Zoom线上开展以节省开支。非营利社团的资金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政府文化艺术等相关部门的资助（金额一般为3000~10000加币/次），部分资助要求1:1资金配比（如政府资助5000加币，需社团配套同等资金用于演出推广），不少社团因配比压力不得不放弃申请，同时，资助申请的程序烦琐，部分年长的社团管理者不擅操作，需雇用第三方代理人代为申请，申请成功后代理人将抽取资助金额的10%为报酬，导致社团实际到手资金相当微薄；二是会员会费，每位会员每年缴纳20~40加币用于日常排练场租及运营杂费；三是成员捐赠与企业赞助，如振华声艺术研究院便依托此类资金维持运作。社团公演票价区间为 20~80 加币，票务推销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登台演员自购部分门票用于馈赠亲友或转售；二是面向社会公开售票，后者销量相对有限。在剧目排演方面，17个社团中仅有2个社团推出原创剧目：一是温哥华燕凤鸣粤剧团打造的粤剧《道具大师的寻根梦》《醒侨》；二是蒙特利尔Aurore Liang Artiste & collaborateurs剧团创作的法语融合系列舞台剧《美猴王·猴王出世》《美猴王·群英聚首》。其余社团均以排演传统戏（折子戏、对子戏）为主，其中长者居多的社团以经典唱段清唱为主，部分社团在创社纪念或其他重大节庆时会邀请中国香港或内地名伶同台助阵。

（二）社团“依人而立”的特征显著。加拿大华人戏曲社团虽类型多元，但均“依人而立”，按社团运作模式与核心驱动力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个人魅力型，以杨海城粤剧学院、温哥华芳华越剧团为代表，依托核心艺术家的专业背景与资源支撑，创始人多具备专业戏曲功底，包揽教学、排练、演出及组织工作，他们既是社团的“精神支柱”，也是“行政中枢”；其二是同好联谊型，如温哥华小百花越剧团、温哥华戏曲联谊会、多伦多国剧社，均以成员兴趣为纽带，活动集中于排练与联谊演出；其三属跨文化融合型，典型如蒙特利尔Aurore剧团，以文化传播为目标，创始人多有跨文化背景（如留学、西方艺术合作经历），尝试将戏曲与西方艺术形式融合起来以吸引非华人观众，运作模式创新但稳定性较弱。

“依人而立”在日常运营中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社团决策集中化，演出计划、资金使用、培养方案等重大事项均由创始人/社长或核心成员决定；二是社团资源分享化，资金、场地、人脉等关键资源多依赖创始人，如杨海城粤剧学院排练场地为个人车库改造，振华声艺术研究院的赞助依赖社长自身的人脉；三是艺术传承松散化，技艺传承依托创始人的个人教学，缺乏标准化体系，绝大部分社团的教学靠教师个人经验，未形成通用教材或课程。在资源短缺的环境下，“依人而立”能以核心人物的个人投入维系社团短期活力，却也存在明显隐患：一是传承风险，创始人若因意外状况退出，社团会因“无人接棒”而停摆；二是发展局限，社团发展受核心人物能力与视野的制约，缺乏团队协作机制与创新动力，难以开展大型项目或跨社团合作；三是人员不稳定，部分成员会在核心人物离开后选择退出，导致成员流失率高、流动性大。

（三）创始人与核心成员老龄化，青年传承力量薄弱。调研数据显示，加拿大戏曲社团成员呈现显著的老龄化特征：受访社团中，超半数成员为 60 岁以上女性群体。其中，中国戏曲艺术协会、温哥华小百花越剧团、夏元增京剧研习社实现 8~80 岁全龄段覆盖，仅多伦多回响昆曲社成员的平均年龄低于 30 岁（以大学生、白领为主）；另有杨海城粤剧学院、振华声艺术研究院等 3 个社团现任负责人的年龄已超 80 岁。创始人与核心成员老龄化引发两大问题：一是精力不足，难以承担大型演出组织、长期教学等高强度工作，部分创始人因健康原因减少参与频次；二是观念保守，对社交媒体传播、数字技术应用等新事物接受度低，难以适配现代文化传播趋势。

青年参与度不足则受多重因素制约：其一，加拿大出生的第二、三代华人日常使用的第一语言多为英语，对戏曲所需的粤语、吴语、普通话及其他方言比较陌生，且学业、职业压力导致其难以投入系统学习与排练；其二，多数青年华裔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对中华文化认同感较弱，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其三，多数社团仍依赖宣传册、社区及餐馆海报等传统途径，传播范围有限。不过，调研也发现家长带动是青年参与的重要推力。温哥华两对母女同堂学戏的案例显示，女儿在母亲影响下主动学习传统戏曲，且母女二人分饰小生、花旦，母女二人在家中可随时合作排练，省去了与其他搭档协调时间、地点的不便。

（四）专业精神与志愿机制的融合困境。调研发现，44.4%的社团创始人具有专业戏曲背景（如杨海城粤剧学院的院长杨海城原为广东湛江粤剧团演员，温哥华芳华越剧团的团长沈蕊原为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员，多伦多中国戏曲艺术协会的会长张燕燕原为中国京剧院演员），他们对戏曲质量有较高要求，注重排练严谨性与演出规范性；但从社团属性来看，55.6%的社团为非职业组织，成员以业余爱好者为主，时间精力有限，艺术水平参差不齐。这种“专业背景”与“业余属性”的组合容易产生矛盾：一是排练效率低，专业创始人希望遵循专业剧团的排练标准（如每周排练3~4次，每次2~3小时），但业余成员因工作、家庭原因难以保证出勤率，导致排练进度缓慢；二是艺术质量与参与度难以平衡，创始人追求演出质量，倾向选择有经验的成员担任主演，而业余成员希望获得更多表演机会，这也导致角色分配容易出现竞争矛盾；三是资金与专业需求的冲突，专业创始人希望投入资金提升服装、道具、灯光的水准，但业余成员因自费参与，资金投入较少，往往难以达标。

志愿服务机制是加拿大华人戏曲社团的主要运作模式，所有社团的日常运营（如排练组织、演出宣传、场地布置）均依赖成员的自愿奉献，这种机制的优势是一方面能降低社团运营的成本、无须支付工资；另一方面可增强成员的归属感，并增强社员之间的情感与相互认同感；但志愿机制也存在局限，一旦成员兴趣下降或时间冲突，便会导致社团运作不稳定，且志愿成员多缺乏专业的行政、财务、宣传能力，难以满足部分专业化需求。

（五）戏曲的文化归属与表达困境。加拿大华人戏曲社团普遍自我定位为“中华文化传播者”，承担着“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戏曲艺术”的使命，但在实际发展中，他们又面临“边缘文化实践者”的现实困境，具体表现有四方面。一是受众局限。90%以上的观众为华人移民，非华人观众占比不足10%，多为“好奇性观看”（如参加多元文化节庆活动时偶然关注），不是稳定受众。二是平台限制。社团的演出场地多为华人社区中心、学校礼堂，参与的文化活动多为“华人专属活动”（如中国的春节或中秋庆典），极少能进入加拿大主流剧场和主流艺术节。三是认知偏差。主流社会对戏曲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神秘、装饰性”上，缺乏对戏曲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深入理解。四是文化符号的陌生化。除服装、脸谱、动作外，戏曲中的文化符号（如“生旦净末丑”的行当划分、“水袖”的情感表达）对非华人观众而言也是陌生的，缺乏文化背景知识，难以理解其含义。诸如此类，都影响了非华人观众对中华戏曲的认同感。

（六）资源分散与合作机制缺失。加拿大华人戏曲社团的资源（包括资金、服装、道具、人才、场地）呈现“高度分散”的特征。部分小型社团因资金不足，服装道具陈旧、简陋，而影响演出质量；不同行当的表演人才分散在各个社团，难以实现“相互搭台”；各社团的排练场地多为临时租赁或个人提供（如车库、社区活动室），缺乏固定、专业的场所，且场地分布较广，难以开展跨社团联合排练；单个社团因资金、人才有限，难以开展大型原创剧目创作，只能排演传统折子戏、对子戏，导致艺术创新动力不足；各社团“单打独斗”，难以形成合力，在申请当地文化基金、参与主流文化活动时缺乏话语权，影响力仅局限于华人社区。调查发现，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治理的框架下，华人戏曲社团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民间力量，其文化活动总体得到社会包容，不过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社团在对接公共文化资源、参与主流合作项目时，因对流程细节的理解差异、跨文化沟通经验不足，可能面临额外的准备成本与协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相关文化主题活动的推进效率，也反映出海外民间文化社团在融入当地主流文化生态时仍需持续探索适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