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平:晚明书坊戏曲的盗版与作伪浅析

晚明以来，随着传统印刷技术的渐趋完善，书坊兴盛，竞争激烈。戏曲作为晚明通俗文学的主流之一，尤其受广大读者青睐，是各书坊趋之若鹜的逐利对象。由于缺乏正当普及的书籍出版管理条例和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一方面是戏曲书籍的买卖获利颇易，另一方面则是“原板未行，翻刻踵布”[1]。伴随着盗版而来，晚明书坊戏曲刊印发行过程中的作伪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1 晚明书坊戏曲的盗版表现

晚明通俗文学编刻大家冯梦龙言“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2]，各书坊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盗版推向无以复加的地步，“自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3]，这种痛心疾首的表达反映了当时出版商的普遍心理。考察晚明时期书坊戏曲刊刻的盗版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1.1 翻刻别家刻本，不交代版刻来源

晚明书坊戏曲的盗版行为中，翻印别家刻本是最为常见的方式。它们或是照搬别家坊刻戏曲的全部内容，或是部分模仿盗版别家版刻中的戏曲插图，略作修饰而已。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观化轩刻本《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为例。该本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继志斋本《重校玉簪记》、万历间还雅斋本《新镌女贞观重修玉簪记》诸书翻刻的底本。继志斋刻本仅在内容上对底本稍加一些注音和释语，将曲牌【前腔】全部略作“又”字，于插图部分略作细微的改动。如将原本中双面合页连式图删去一半成单幅图，特别是“词姤私情”出插图，既将潘必正删去，使得画面中书僮偷窥缺少理由，故又增加一幅潘必正跪求陈妙常的图画；而还雅斋本在内容上几乎不作任何改动，仅对插图中的装饰物如树叶、座位上的花纹或增或删，主体人物、情境完全袭用观化轩刻本。

又如元杂剧《西厢记》。晚明的坊刊版本多达数十种，后起者对前期刻本中的人物、景象或多或少存在着模仿、翻印的嫌疑，尤以卷首“莺莺遗照”图像是各书坊翻刻次数最多的，留下的痕迹最为明显。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徽州玩虎轩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万历二十六年（1598）金陵继志斋重刻本《重校北西厢记》、万历三十八年（1610）武林起凤馆刻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万历间陈晓隆刻本《重校元本大板释义（羕）全像音释北西厢记》、天启间刻本《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明末存诚堂刻本《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明末刻本《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明末据王起侯刻本剜改重印本《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等等，刻本地域遍布江南，其间插图的差别仅是莺莺所穿衣服有无纹饰点缀而已。考察诸本莺莺像的最早来源，当是隆庆三年（1569）苏州顾玄纬众芳书斋刻本《西厢记杂录》中的插图，明末各本之间的翻刻演变过程尚值得深入研究。

1.2 将他人作品改换名目，冒充新作刊刻

近代著名藏书家和版本学家叶德辉云：“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4]谬种流传，尤以闽建书坊最为典型。明代郎瑛言：“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5]晚明建阳书坊由于僻处闽北山区，不如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容易获取戏曲作品稿源，故此地书坊善将他人著作改换名目冒充新作刊刻。如师俭堂刻本《留真记》剧本，是由《牡丹亭还魂记》改易而来，当时人即痛加批评“并其本来面目而易之矣”[6]。宝珠堂刻本《丹桂记》，则系翻刻改易《玉茗堂批评红梅记》而来，关目曲白完全相同，评语亦多相似，仅易《红梅》为《丹桂》，“唯第5出原本卢昭容折红梅以赠裴禹，今改为折丹桂相赠，故取以为名。但曲词中所谓‘肌肤净，魂魄清，淡月黄昏含瘦影。占春风点点飘香，透风前种种生情。孤芳不与凡花并，暗香长傍瑶华境云云，遂无着落”[7]。若非细加考索，或是未见《红梅记》原本的读者，极容易误为又一新剧。

1.3 将他人作品据为己作刊刻印行

与翻版盗刻别家戏曲刻本、侵犯作品著作权不同的是，晚明书坊尚有请人捉刀代笔，将别人戏曲作品据为己有者，以书坊汪廷讷为特例。万历间《环翠堂乐府》传奇刻本十余种，除少数他人作品之外，其余诸刻卷端题“明新都无无居士汪廷讷昌朝父著”，似均为汪廷讷自著。周晖《续金陵琐事》却载：“陈所闻工乐府，《濠上斋乐府》外，尚有八种传奇：《狮吼》《长生》《青梅》《威凤》《同升》《飞鱼》《彩舟》《种玉》，今书坊汪廷讷皆刻为己作，余怜陈之苦心，特为拈出。”[8]虽经徐朔方先生细加考辨，认为周晖所言不可尽信[9]。然空穴来风，信必有据，同时代顾起元即言：“顷友人陈荩卿所闻，亦工度曲，颇与二公（按：指徐霖、陈铎）相上下，而穷愁不称其意气，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为床头捉刀人以死，可叹也。”[10]汪廷讷作为盐商，家资巨富，以金钱接济陈所闻换取其创作的剧本完全有可能。又清初钞本《曲品》云“近有《环翠乐府》盛行于世，而昌朝自著，止有三帙（按：谓《高士》《同升》《天书》）”，并于《天书记》《同升记》两书条目分别注云“初系新安汪昌朝草创，不甚佳。今荩卿重校行之，与初刻全不同，词采斐然矣”、“内多系陈荩卿删润者” [11]。至少在当时人看来，汪氏自著传奇业经陈荩卿润色修饰，其余各本著作权也非如其刻本所署版权题署那么清白。廷讷于刻本中只字不提陈氏之功，较那些位高权重者请幕府文人代为疏草作笔却不掩饰其姓名者，相形之下，汪氏所为欠缺厚道。

2 晚明书坊戏曲的作伪手段

在晚明书坊戏曲刊印和发行过程中，无论是对版刻持有权的侵占，抑或是对著作所有权的剥夺，盗版绝非是孤立的行为，作伪与之须臾难离，即使在以上所示几种比较明确的盗版行为方式中，作伪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综合起来看，晚明书坊戏曲的作伪手段有以下几类。

2.1 购买戏曲旧版，修改版权题署，伪作新书印售

晚明书坊尤其是江南一带书坊，身处激烈的竞争环境，若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鲜明的版刻特色，很容易在竞争中被对手击垮，故书坊间的盛衰起落比较明显，戏曲版片转移之频繁亦为历代少见。新坊主购得旧家戏曲版片之后，对版权题署稍作修改，即以新书名目重印发行。它们或于扉页改换版权题属，如明末金陵博古堂所印《元曲选》得自臧懋循雕虫馆原刻本，仅改扉页题署“精选元人∕杂剧百种∕雕虫馆藏板”为“雕虫馆校定∕元人百种曲∕博古堂藏板”[12]。或于刻版卷末新增牌记，如万历九年（1581）建阳朱氏与畊堂印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即在“书林南阳堂叶文桥绣梓”原版卷末新添牌记“万历辛巳岁冬月朱氏与畊堂梓行”。或于书版卷端增添新坊主名号，如明末朱元镇重印本《牡丹亭还魂记》，版式、行款、插图均同万历四十五年（1617）原刻本。郑振铎先生言此书“惟去石林居士序，并于题下多‘歙县玉亭朱元镇校数字为异耳。不知者皆误为朱氏重刊本”[13]。若非见多识广，此种作伪颇不易察觉。

2.2 收购戏曲残版，铲改、增补旧刻，另易书名发行

除对版权题署加以删改替换外，晚明书坊戏曲刊印发行过程中的另一种常见作伪手段是在原版旧刻上直接铲改内容，另易书名，以达到迷惑读者的目的。如明末失名书坊铲改《缠头百练》为《怡春锦》，“此书经坊间挖改，易名《怡春锦》，第一集首页第一行尚题‘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幽期写照，是坊贾疏忽未及改者”[14]。其余各集题名所改简直与原刻无异。此种改刻作伪，收藏者非仔细辨别，极容易上当受骗。与此微有差异的是，晚明书坊经营者对一些内容残缺的旧版则用移花接木的方法，窜入内容相似之作，稍作修改另易书名即刷印售卖获利。如明末书坊廷礼收得残版曲选《玉振金声》，因其残破不全，故书坊主又添版补刻部分内容，铲改旧版目录，剜改书名为《玉谷调簧》。故新书目录作五卷，正文却分六卷，看似卷数增加，实则内容减少。条目相符者少，有录无文者多。

2.3 伪托名家作序和评点

无论何时何地，文化名人都是社会聚焦的中心，故书商为提高书籍销量，请托名家作序题跋、参订批评，甚至不惜伪托其名号，或借助其造诣精深的文学成就，或着力其思想的特异惊人之处，或借重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提高作品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获得较好的图书市场占有率。不算名人作序的曲本，仅据粗略统计，晚明书坊戏曲评点本的数量至少在150种以上[15]，其中如题“玉茗堂（汤显祖）、李卓吾（贽）、陈眉公（继儒）、袁了凡（黄）、魏仲雪（浣初）、徐笔峒（奋鹏）、袁中郎（宏道）、徐文长（渭）、李九我（廷机）、屠赤水（隆）、冯犹龙（梦龙）、谭友夏（元春）”诸先生批评。各人评点作品的数量从一种至十余种不等。虽然某些戏曲作品确有可能是当事人出于以文治生或立言垂世的需求，亲自参与评点与传播的过程，然大部分作品值得怀疑，如署“李卓吾先生批评”之《红拂记》《明珠记》《玉合记》等剧，当时人即已指为叶昼伪托[16]。又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继志斋刻本《汤海若先生批评红拂记》、万历间“本衙”刻本《屠赤水先生批评荆钗记》等剧，虽然都是以批评为号召，全剧实无一字评语。明末戏曲家沈自晋曾针对当时戏曲出版过程中借名汤显祖评点之举加以讽刺：“那得胡圈乱点涂人目，漫假批评玉茗堂？坊间伎俩，更莫辨词中衬字，曲白同行。”[17]这些未经过当事人授权的戏曲批评属于明显的作伪行为，但是风尚所趋，冒充名家评点的戏曲书籍，显然较一般作品更容易畅销获利，故各书坊主不惮大肆伪造与使用，正是晚明时期书籍销售的重要营销手段。

3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