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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

李文化执导，于洋、胡朋等主演。1976年拍摄，1977年1月在大陆限定范围上映后即被终止发行。

主要剧情

该片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教育战线整顿工作为背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批判题材影片。

影片围绕复职的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推行“三项指示为纲”整顿政策展开，其与黄河大学党委书记江涛、省革委会主任赵昕产生路线冲突，涉及突击考试、关押革命派、镇压暴乱等情节，最终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告终。

剧本创作受“四人帮”直接干预，韩凌职务从校党委副书记经多次修改被定为省委第一书记。影片原计划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但因“四人帮”倒台被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信号弹”，转为干部内部批判材料放映。

拍摄周期仅三个月，采用仰拍镜头和特定场景调度展现矛盾冲突。

影片评价

1974年底，北京市委召开创作会议，布置了北大、清华写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电影剧本。1975年9月28日，北大、清华的剧本写作组成立，派人来北影编导室联系，希望北影同他们合作，并表示在第二年初拿出初稿。1976年1月初，写作组来人如约交稿，送来了剧本，是写教育革命的剧本《占领》（上、下集）。3月底，将剧名改成《反击》。迟群看后批示道：“总的感觉曲折性不够，结尾不解气，主要是刮风，反击不够，应体现胜利来之不易。”要求在进一步的剧本修改中，“集中力量写好江涛（一号英雄人物），写出赵大姐（二号英雄人物）是怎样控制局面的”。对于反面人物韩凌，要求点明他的五大特点：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

8月底9月初，《反击》完成全部拍摄工作，进行剪接。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哀痛。即使遇上这样天塌下来的大事，摄制组的工作仍未停止，文化部要求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早一天把影片拍完。终于，《反击》在9月中旬杀青。

9月21日，刘庆棠邀迟群、谢静宜一起审查《反击》双片，三人表态：一次通过，国内外发行，决定在国庆节上映，而且先在9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9月23日晚，王洪文看了《反击》，表示肯定的同时，有些顾虑：“反革命事件的镜头太多了。”

文化部拟在国庆节上映《反击》。但此时，河南省委不断向中央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政治状况，由于摄制组中一些人，参与了当地“胡闹派”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河南部分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造成全省大乱。而当时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明批邓”转向暗攻他人，“四人帮”不想节外生枝，树敌过多，因此张春桥向文化部下达指示：“能否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

26日，张春桥调看了影片，再次打电话通知文化部：“《反击》不是一般的写文化大革命的影片，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很大作用，要慎重，不要急于‘十·一’上映。上映先停下来，待中央审查后再说，先不见报，也不宣传。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去。拷贝继续印。”

接到张春桥的指令，当天刘庆棠来到北影，对厂领导以及摄制组主创人员说：“这部影片拍得很好，9月核心组多次审查，认为是部题材重大的好影片，拿出来还不成熟。你们该改的就改好，15个拷贝照洗，以后等待适当时机再拿出来。”

剧本创作阶段，刘庆棠、迟群、谢静宜就催个没完，摄制组花了三个月时间以“大跃进”般的高速度拍摄完成，已经印制拷贝了，突然又暂停放映，在厂里、摄制组里引起一些议论。9月30日夜，于会泳、刘庆棠召见厂领导，重新审查了样片，具体了解了哪些镜头是在河南拍的。之后，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安慰大家说：“《反击》影片，部核心组已经看过，拍得好，将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到很大作用。部核心组考虑，《反击》暂不上映，不是说片子有什么问题，片子是好的，拷贝照印。什么时候放，还要等一等，如《春苗》就不是马上放的，以后到了一定时机，再拿出去，看在什么时候放映较能起更大的作用。”

次日国庆佳节，电影局召开了座谈会，于会泳公开表态说：“《反击》大快人心，大方向是好的。”刘庆棠也私下透露：“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首长（指江青）最近几天可能看。看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拿出去。”

10月4日，“四人帮”下令登载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正式向华国锋的地位挑战。当晚，迟群给创作组打气：“有很多人看了《反击》害怕，心里没有鬼，为什么怕。说明影片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只要一放映，走资派就有好戏看，不要急，早晚会放映的。”可是有时他也有不详预感，发些泄气之论：“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头就被倒挂在天安门上了。”

迟群果然先知先觉，《反击》未得公映，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主持下，中央“以快打慢”，抓捕了“四人帮”；迟群、谢静宜享受了“中央首长”级待遇，也被同时隔离。不久，《反击》作为“四人帮”利用文艺阴谋反党的典型例证，被拿出来示众放映，“四人帮”最后的反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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