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音乐创作讲稿粗纲》的发现及其理论价值研究,一、于会泳《音乐创作讲稿粗纲》的发现与考辨(多图+视频)

《戏曲音乐创作讲稿粗纲》的发现及其理论价值研究

尹晓东

中国戏曲学院

在戏曲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不少在戏曲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音乐家， 这其中，于会泳应该是 20 世纪不可忽视的一位。他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方面做出的许多重要贡献，不仅丰富了戏曲音乐宝库，也为后来的戏曲音乐创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随着于会泳有关音乐文献和手稿的发现，学界对他的研究逐渐深入。本文从于会泳 20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上海音乐学院讲授的《戏曲音乐创作讲稿粗纲》切入，探究于会泳戏曲音乐创作理论框架的形成，分析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探寻京剧音乐革新发展的轨迹。

于会泳

2008 年 7 月，国家京剧院老作曲家张建民先生将一份自己珍藏的于会泳《戏曲音乐创作讲稿粗纲》（以下简称《讲稿》）打印稿交给我，嘱我留存，并希望我好好学习研究。在老一代音乐家中，张建民先生是非常注重收集和留存资料的，他保存的许多资料都具有珍贵性和唯一性，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份资料也不例外。

关于这份于会泳《讲稿》的来历，张建民先生有如下回忆：

大约在 1967 年前后，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资料室整理资料，在马可院长的一批资料中发现了这份于会泳《戏曲音乐创作》讲课的手抄笔记。因当时马可院长已被打倒，我向张肖虎打听这份讲稿笔记的来源。据张肖虎讲，1964 年 9 月，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后，为实现学院民族化的办学方针，马可院长陆续派出各系老师到上海、沈阳等地音乐学院学习、取经，这份于会泳的讲稿笔记就是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青年教师的听课笔记。这份用信纸记录的于会泳讲稿笔记，后来一直保存在我手中。2008 年我将这份原始记录稿请人打印出来，以利保存。在打印时，我除加入了一些注释和标记外，基本是原来笔记的内容，待我在家中找到原稿，再交你比对。[1]

然而，由于岁月日久，建民先生在家中未能找到这份记录稿的原稿。由于这份《讲稿》是建民先生让人按照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的，又加入了他本人的一些注释，因此，《讲稿》的原始性、真实性、完整性难辨其详，如要对其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还有待发现新的佐证。

非常难得的是，201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旅美学者周雅文女士手中获得了她用相机拍摄的名为“民族民间音乐综合研究专题之一《戏曲音乐创作》讲稿粗纲”的一套手稿照片，与此同时，我还获得了几本于会泳读书和写作笔记的手稿照片。据周雅文介绍，这些资料都是她从于会泳家人手中获得的。当我把照片中讲稿的字迹与于会泳笔记本中的笔迹进行比对时，其笔迹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断定，这份照片手稿件就是于会泳亲自撰写的讲稿。再看张建民先生整理的打印稿，与于会泳讲稿的内容也几乎一致。两份讲稿的来源与内容相互印证，于会泳《讲稿》的真实性终于得到确认。为此，对这份封存已久的资料开展研究和讨论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于会泳《戏曲音乐创作讲稿粗纲》手稿

早在五十年代，于会泳就投入到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之中。他从参与对部分地区民歌的收集、整理开始，进而对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进行专题研究，并且完成了《陕北榆林小曲》《胶东民间歌曲选》《山东大鼓》等专著的出版，编写了《曲艺音乐研究》《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教材。与此同时，随着对传统音乐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逐渐形成了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综合研究”的构想。

据于会泳的学生沈洽回忆：“于会泳先生提出‘综合研究’这个概念的下限当不迟于 1958 年。当时，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研室主任……所谓‘综合研究’，先生有时称之为‘横向研究’，这与他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纵向研究’构成互补 ...... 所谓‘纵向研究’，包括‘民间歌曲研究’‘民间器乐研究’‘戏曲音乐研究’和‘曲艺音乐研究’等四门”。[2]这份新发现的于会泳手稿，首页上清晰地写着“民族民间音乐综合研究专题之一《戏曲音乐创作》讲稿粗纲”。显然，这是于会泳“综合研究”中“纵向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份《讲稿》讲授的时间到底是何时呢？从前面张建民先生提供的信息和《讲稿》中讲到的内容，以及于会泳的研究和创作实践经历看，大致可推断，讲课的时间应在 1965 年至 1966 年间。因为《讲稿》中出现了“样板戏”一词，而“样板戏”最早出现于 1965 年。[3]为什么这份《讲稿》值得研究呢？这是因为《讲稿》中涉及到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京剧现代戏创作中面临的许多实践和理论问题，而且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后来成为了指导“样板戏”音乐创作的原则。因此，《讲稿》对于探寻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发展路径有着重要价值。【来源：《戏曲艺术》2025年第六期（总189期）未完待续】